遲來的2017年香港五元

硬幣兩面底部的英文字的頂部還有些微模糊。

在網友的提點之後,小弟終於從隧道的收費亭找來一個全新的2017年五元。雖然沒有什麼期望,但當小弟將之放在眼前,細看它的鑄工會否像其餘的一毫、五毫、一元和二元新幣的時候,看到的居然又是亮麗得來風霜滿面的幣面。也就是說,這是2013那批五元的再版。

左面的是2017年而右面是2015年版,紅線部份就是凹位的範圍。

看到如此品相,小弟也沒有心機仔細找出它與舊幣的不同之處,不過正背兩面外邊變粗還是一望就知的。 另外,新五元的安全邊也出現了些微變化,就是'FIVE'和'DOLLARS'之間,與'圓'字和'HONG'之間的兩處凹位都不見了。

正面紫荊花的圖案沒有什麼變化,不如其他新幣般清晰有力。

面對著這枚五元,小弟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只有五元新幣才會有這種現像?而其他面值卻沒有這樣差勁呢?對英國皇家鑄幣局來說,另造新模或者品質控制會是那麼困難的嗎?若然是,又為什麼其他新幣沒有這種情況,唯獨五元才有呢?香港的五元硬幣難以鑄造是吧?還是金管局認為只有'港豬'才會用所以就隨便收貨呢?是的話,又何需大費周章設計那些2018年款紙幣讓香港人駡個狗血淋頭呢?

特別多謝manlok的提示。小弟亦不希望遲些會見到比這枚更差,連刻字和圖案都不見的2017年五元。

參見:
鑄功奇差的2013年五元硬幣

(小弟滿以為所有2017年五元都取消了安全邊那兩處凹位,然而小弟還是發現了一枚擁有兩處凹位的新五元硬幣。根據小弟的觀察,2017年五元還是以沒有凹位的佔了絕大多數,有的就只有圖中這一枚而矣,當然這不是嚴謹的科學數據分析,所以諸君還是自行數算好了。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沒有兩處凹位的2017年五元,其安全邊那'圓'和'HONG'之間的位置,是有一處凸出的短小橫紋,只是小弟當初沒有說明,現在一併說清楚吧。2019年三月十九日)

同是2017年的新五元,一枚的圓和HONG之間尚有凹位(見紅線),一枚則只有凸出的短小橫紋(見綠箭嘴)。

一枚的FIVE和DOLLARS之間有一凹位,一枚則只有狹又長的空位。

瘟疫隨勝利而來

羅馬帝國在中亞的一個宿敵,就是被稱為‘安息’的帕提亞Parthia,兩國經常為了邊境之間的亞美尼亞Armenia王國的控制權而發生衝突。當安東尼烏斯.彼爾烏斯Antoninus Pius在公元161年去世後,帕提亞王窩洛伽西斯四世Vologases IV出兵亞美尼亞,把原來的國王趕走,另立一位傀儡為新國王,先伏擊由羅馬駐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總督率領前來進攻的軍團,再擊退敘利亞Syria總督的反攻部隊,新一輪戰爭實在不能避免。

最終贏得這場戰爭的是羅馬帝國,羅馬人自然在錢幣上宣傳這一次勝利:例如這一枚第納爾denarius銀幣的背面圖案,就是勝利女神Victory一手拿著象徵和平的棕櫚枝,一手扶著放在矮柱上,刻有VIC PAR的盾牌。VIC PAR的中文意思為‘對帕提亞的勝利’,而TR P XX IMP IIII COS III是皇帝馬可.奧勒良Marcus Aurelian正在出任的官職和次數,表示他‘第二十次取得護民官之權,第四次成為統帥,第三次出任執政官’,算起來即是公元165年十二月至166年十二月左右。

除了背面的圖文,連銀幣正面圍繞著皇帝肖像的銜號也帶出戰勝帕提亞的訊息和時間。把M ANTONINVS AVG ARM PARTH MAX翻譯出來就是‘馬庫斯.安東尼烏斯.奧古斯督.亞美尼亞庫斯.偉大的帕提庫斯’,當中的‘亞美尼亞庫斯’Armeniacus和‘偉大的帕提庫斯’Parthicus Maximus指出了皇帝正在率領的軍事行動–跟亞美尼亞和帕提亞作戰,也可以是戰勝了亞美尼亞和帕提亞。

除了勝利女神,羅馬人在錢幣上對亞美尼亞/帕提亞的戰爭宣傳還包括戰俘。請看這第納爾的背面,最底下刻著ARMEN的字樣表示那個坐在地上飲泣的戰俘就是亞美尼亞,其身後的是盾牌和軍旗,刻字P M TR P XIX IMP II COS III表示皇帝‘(正在出任)大祭司,第十九次取得護民官之權,第二次成為(勝利的)統帥,第三次出任執政官’,時間大概是公元164至165年左右。

正面就刻馬可.奧勒良的肖像和ANTONINVS AVG ARMENIACVS‘安東尼烏斯.奧古斯督.亞美尼亞庫斯’等字母,尚未有PARTH MAX‘偉大的帕提庫斯’的稱號。(圖片來源:http://www.wildwinds.com/coins)

只是,這一次的作戰勝利還為羅馬帝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先看看這場戰事的發展。亞美尼亞都城亞他薩他Artaxata在163年被羅馬軍團攻陷,除了另建新都更另立一位新的亞美尼亞國王。但帕提亞並未就此罷休,改變目標侵佔當時在亞美尼亞附近的另一羅馬屬國奧斯若尼Osroene,另立新王取代以往的國王。於是羅馬軍團先佔領幼發拉底Euphrates河北岸的地方,再以包圍的方式向奧斯若尼的都城埃德薩Edassa進攻。

帕提亞人又一次被擊退,先前被廢的奧斯若尼國王也奪回王位,羅馬部隊就繼續深入帕提亞國境,沿兩河流域推進,終於在公元165年十二月兵臨底格裡斯河R.Tigris兩岸的泰西封(也譯錫西封)Ctesiphon和塞留西亞Selecuia城。據悉當時正在圍攻塞留西亞的羅馬士兵,忽然陸續出現發燒,肚瀉,喉嚨發炎等等症狀,大概在染病後的第八至九日皮膚開始出疹,會乾掉也會長膿,最終不治。但羅馬軍隊還是攻陷了這兩個地方,以破壞和搶掠作為報復後班師回朝去了。

現代的專家們根據古藉記錄的症狀來看,估計當時羅馬士兵所感染的是天花或者麻疹。隨著這些從東方戰場歸來的士兵返回原來的防區,羅馬各地陸續有平民染病,最終傳遍帝國各地,形成難以收拾的大瘟疫,為禍時間長達十五年,至公元180年代左右。因為這場瘟疫在馬可.奧勒良年間爆發,歷史學家就以皇帝本人的名字來稱呼,名為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了。

馬可.奧勒良是鼎盛時代統治羅馬的的‘五賢君’之一,但其統治亦被視為麻煩與不幸的開始,當中影響最深的,看來就是這場大瘟疫。疫症的影響明顯不過,就是為整個帝國帶來死亡。活在當時的歷史學者戴奧.卡西烏斯Dio Cassius記載,單在羅馬城就有1/4的人囗遭到感染,每天有二千人死亡。在一些省份地區,因為這場瘟疫的死亡人數更加高達1/3,甚至現代的學者們估計,整個帝國在安東尼瘟疫的死亡人囗為五百萬–在古代來說已經是無法想像。

安東尼瘟疫的死者被埋於亂葬崗中。

人囗減少自然生產力減弱,帶來的影響還包括稅收下降,貿易衰退,動遙了羅馬帝國的經濟力量。這一次遠征帕提亞的兵力是從北部萊茵河和多瑙河邊界調動過來,造成當地的防務空虛,為日爾曼族Germans的大舉進侵製造了大好機會(另外的原因是哥德人Goths的進迫把他們推向南方的帝國邊界),此時的羅馬軍團正因為瘟疫而死傷嚴重,戰鬥力減弱,對日爾曼人的戰爭只能延至169年才開始。這就是馬可.奧勒良直到180年逝世為止也一直在多瑙河前線指揮作戰的原因,不過他的兒子康莫德Commodus在繼位後不久就放棄這場戰鬥,當然已經是後話了。

要是說安東尼瘟疫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影響可以恢復元(跟瘟疫之前一樣??)的話,那麽文化上的衰落就一定無可挽救:固有的風俗習慣,信仰觀念,身心追求,以至各樣生活技藝都隨著人們的大規模死亡而煙消雲散,嘎然而止,就此步入衰落,對西方的古典文章實在是一大打擊。

塞翁得馬,焉知是福?大概羅馬人們沒想過這次戰爭會把可怕的瘟疫帶進自己的國家吧。越看就越覺在銀幣背面的勝利女神很像死亡的使者,跟羅馬人見面呢。

忽然也想到一些題外話,就是香港現在雖然沒有發生瘟疫,但港共政權故意讓大量劣質人口增加,長此下去原來香港本土的意識形態還不是會漸漸被外來的所取代嗎?這算不算是另類的瘟疫呢?當然2003年的恐怖疫症還是不堪回首但又忘記不了的。過去的常常恐怕會回來, 君不見常常都有什麼禽流感的報導嗎?至於現在的, 除了人口過量, 官員無能及政治混亂的人禍(另類的瘟疫!?) 還是解決不了。活在這裡久了,還真是越來越不想看到, 但又不得不知的所謂的新聞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