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4日 星期一

匯豐與渣打的青色十元紙幣

根據小弟多年的工作經驗,就是一些舊款的匯豐小額紙幣,諸如綠色的十元,1993年和2003年款的二十元都會在農曆年間因為封利是的形式而流到市面,而店家就會因為小額紙幣的一時泛濫而將之存回銀行體系,結果就是這些舊款但依然簇新的低面額鈔票遭回收再銷毀。
德拉魯公司從1985年起為匯豐印製紙鈔,故正面下方帶有此公司名字。
例如這張依然簇新的1990年版匯豐十元,就是小弟在2016年新年搶救回來的。雖然正中間的利是摺有損品相,但其深中帶淺的翠綠色調還真令人精神一振。

就這樣看,青蟹十元背面的總行大廈好像平平無奇,但只要與同期其餘面值的匯豐紙幣比較,便能發現其相異之處。
背面全相。
那就是,只有十元沒有外框和背景。
發現了嗎?由二十至一千元背面的匯豐總行都有如光環的外框所圍繞,其中以五百元(右中啡色)者較低,而框內的總行大廈都有如山影或樹影為背景,當中尤以一百元的最為淺色。
覺得中式帆船與遠洋輪船的圖案很像在哪裡出現過嗎?答案就是1941年的香港開埠百年紀念郵票。
在郵票上的是客輪,在紙幣的是貨輪。留意後者是靠著浮筒停泊。
至於銅獅尾後的'花球'呢,總是使小弟想起以往乘的士,司機軚盤旁邊那不知是波棍還是手制的頂端的手握位置,都是透明的而內有花朵,大概是將熔熱的膠液倒到裝有花朵的模具再待之冷卻成形吧。後來的的士都沒有這一種裝飾,而小弟都因為路面經驗而對的士的印像大變。
也許諸君以為這些只有3/4的花球圖案毫無特別,但只要將背面左右銅獅後的花球拼在一起,即可得出一個完整的圖案(自行想像那是完整亦可),再將之向左或向右旋轉九十或一百八十度,結果還是跟旋轉前沒有分別--二十到一千者皆可,唯獨十元不能。
繼總行大廈圖案之後,十元異於其他面額的匯豐鈔票的地方就是其花球:將之向左或向右九十度以至倒轉,都有不同的圖案出現。
同期與匯豐發行十元的還有渣打銀行,但要在多年後的農曆年遇上渣打十元還真要多一些運氣,皆因後者的發鈔數量遠不如前者。正是如此,加上渣打以傳統的瑞獸為正面圖案,所以渣打的紙鈔都較匯豐的惹人喜歡。相對匯豐十元的青蟹謔號,渣打十元就因為正面右方的鯉魚圖案而被直接稱呼為'鯉魚'。
自1985年第一代'細張'紙幣開始,匯豐的發鈔只有一名大班的簽名,渣打則依然保留由兩位大班簽名的傳統至今。
由小到大,渣打紙幣吸引小弟的地方不只是瑞獸,還有正背都有的圓珠狀圖案,小弟稱之為'風火輪',較上述的匯豐花球來的特別。
後來小弟發現,正背兩面的風火輪是完成重疊且分毫不差,方才明白那是鈔票印刷的保安手法之一。
舊渣打總部大樓的圖案雖然有些詭異,但藍白(與綠)色的'拾圓'和'10'卻是出奇地好看。
匯豐的青蟹十元讓路給'金銀膶'十元硬幣,從1993年起停止發行,而渣打的鯉魚十元在這年改版後繼續發行至1995年最後一版,似與金銀膶分庭抗禮。
與剛才那張十元比較,即可發現後期紙鈔的顏色減淡現像。
'十蚊雞'在1994至1995年買到什麼呢?印像中尚能在屋邨的街市買到飯盒一個,後來一元一元的逐漸加價,還有街邊'走鬼檔'的碗仔翅(或魚肉湯或兩溝?)一碗。漫畫書的話就可以買到老夫子一本,或者一期薄薄的本地漫畫。順帶一提,那個時候的日本漫畫的單行本要廿五元一本,小弟負擔不來,要到初中時才能到二手店搜購。
淡色令鈔票更覺簡單,但依然引人注目。
因為1996年版十元硬幣要到2014年才忽然流出,所以人們都以為渣打十元與政府的十元硬幣皆從1996年起停止發行。此後的農曆新年,香港人都會抱怨金銀膶的出現使他們封利是的支出增多,尤其是1997年底到往後幾年經濟不景的時間。為了渡過年關,有香港人會到郵幣店以每張十二至十四元(?)的價格買入十元紙幣來封利是,不然就是將由利是得來的十元回收或者循環使用下去。

金銀膶因為偽造問題而聲名狼藉,加上香港人的需求甚殷,所以港共就有意重新發行十元鈔票,奈何匯豐的十元需重新設計,中銀又沒有發行過十元港鈔,設計合適的就只有渣打的十元,於是十元鈔就由港共發行,2002年面世,其'花喱花碌'的圖案遭市民戲稱為'花蟹'。然而紫色的港共十元又與三間發鈔銀行的紫色五十元接近,結果後者在2003年改版時皆轉換為綠色。有趣的是渣打將已停用多年的鯉魚圖案移到二十元上,靈龜則放在五十元上,再將原來的獅子擠了出局,真不知是鯉魚好運還是獅子不幸。

另一邊箱,花蟹與後繼的'膠蟹'(由2007年版改為塑膠紙幣)供應甚多,香港人也習慣了以十元和二十元封利是,到郵幣店搜購十元的現況不再出現。

不知道諸君今年還會不會遇上這些青蟹或者鯉魚十元呢?祝新春大吉,萬事如意。

參見:

2019年1月1日 星期二

香港開埠百年紀念郵票

渣打2003年系列的紙幣回顧了維多利亞港歷年來的變化,印在二十元背面的是開埠不久的香港。
香港開埠初期給人的印像,只是一片不毛之地,骯髒、潮濕、無價值的遙遠地方,又時有疫症出現造成大量傷亡,是故當時的英國就出現'go to Hong Kong'的罵人說話,即叫人去死。此外,足癬之所以被稱為'香港腳Hong Kong foot',據說是很多開埠初期駐港的英軍都染有此病,只是當時的醫學落後,不知道是潮濕環境下的真菌感染,卻以為是香港獨有的風土病症,故以此命名云云。

在英國人的經營之下,香港很快就成為她在遠東的重要領地之一。轉眼已是1941年一月底,香港開埠一百週年的時候,港英當局就發行一套六款的特別郵票作為紀念,由當時工務局的高級繪圖師鍾惠霖William E Jones設計,布拉德伯里.威爾金森公司Bradbury, Wilkinson & Co. Ltd.承印。但這批紀念郵票抵港的日子有誤,固當局只能將發行日期延遲至1941年二月廿六日,一個月的時間。

開埠百年紀念郵票以六處不同的香港風景為題材,配以簡單標題,向世人展示香港在英國一世紀管治下的變化與進步。每款郵票皆有香港,HONG KONG及1841-1941等字樣,以及中文與阿拉伯數字的票值,與英王喬治六世的肖像和數量不一的小小蝙蝠圖案(在華人傳統之中是吉祥意思)形成畫框般的效果,襯托著不同風景,使每張以至整套郵票更見精緻華麗,諸君不妨一窺八十年前的香港風情吧。

首先是二分的街景Street scene。橙色和黑色的內外色調,猶如一張裱在雕刻精美的相框之中保存起來的脫色陳年照片,向人展示這凝固下來的剎那。即使人們的衣飾與當時相去甚遠,但相似的街景在廿一世紀的港島和九龍依然存在。
郵票的取景地點為中環閣麟街。人多,擠迫,狹窄和渲鬧向來是華人的特色。
四分:遠洋輪船與中式帆船Liner & junk
兩者一起出現在維多利亞港,很容易就帶出香港由小漁村成為大商埠的進步,和兩者依然共存的微妙關係。
右邊的小帆船固然成為香港的象徵之一,而背景就是香港島,那麼左邊的客輪呢?原本那是日本皇后號Empress of Japan: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這隻屬於加拿大公司的郵輪才於1942年十月改稱為為蘇格蘭皇后號Empress of Scotland。

五分:香港大學The University
時移世易,港大本部大樓在戰後的多次擴建使之跟郵票中的模樣有所不同;薄扶林山也因為高樓大廈的阻擋而不能再望見九龍的山與海了。
雖然英國人希望入讀港大的華人學生可以學習英國價值觀,但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他們不宜學習西方的人文思想,故把當時的辦學方針定為重理工而輕人文學科,期望以科技興國的華人對此不以為然,這一想法亦伸延至今天。

一角五分:維多利亞港The Harbour
隨著香港的發展,維多利亞港兩旁早已高廈林立,地貌亦已全非。
英國人眼光獨到,選中香港而非舟山作其領地的原因,正是香港的地理位置優越,適合作為遠東經商的基地,而位於香港和九龍之間的港灣既闊亦深,又有太平山等天然屏障,誠為難得之天然良港。所以在佔領香港之後,英國人便以當時在位女王的名字為他們建立的城市命名,叫維多利亞城Victoria,連帶將對出的港灣稱為維多利亞港。

二角五分:匯豐銀行The Hong Kong Bank
郵票中的視點乃從香港木球會(今遮打花園)望向德輔道中,除了第三代匯豐總部大樓的側面,諸君還可見最高法院(今終審法院)的柱廊和舊太子行。
香港正因為鴉片貿易才割讓給英國,而以香港為基地的匯豐銀行早年也參與鴉片貿易,又成為香港的準中央銀行,為港英當局出納之餘,其發鈔還在香港以外的華南地區流通,甚至貸款給滿清政府,承包建築鐵路,工廠,軍需以及賠款等等的財務工作,足足見其實力雄厚。

一元:中國飛剪帆船和水上飛機China clipper & seaplane
從1920年代開始,港英政府將啟德用地發展為機場,水上飛機亦能在鄰近的九龍灣海域降落,是為香港航空業的發展基石。
如上所述,香港是英國在遠東營商的重要港口,然而只有港口是不夠的,要將鴉片,茶葉,絲綢和其他工業製成品貨如輪轉,英國人靠的先是這種飛剪快速帆船,後來是蒸汽船。不過海運的時間甚長,加上飛機面世後人類的航空技術日漸改進,於是空運就成為新的運輸方式。
郵票上的香港風景固然美麗,但諸君可有留意到四分郵票上的喬治六世的眼神,是望向比較中間的位置,像與我們四目交投,而不像其餘五款郵票般望向側面呢?另外喬治六世左面(我們的右方)下唇近嘴角位置也略有不同:二分,五分和二角五分的較薄而四分,一角五分及一元的較厚。這些光暗線條的變化依然無礙喬治六世俊肖(?)的臉。
2003年渣打一百元背面的風景圖,就是開埠九十年的香港。
當香港在一個世紀的時間,由一個小小漁港發展成為亞洲其中一個重要港口城市的時候,管治香港的日不落國–英國,不知不覺就在這一個世紀漸漸暮色蒼茫起來:其影響力自維多利亞年代已慢慢消退。一戰的結束雖然為英國帶來更多的領地,同時也大大削弱英國的力量,暴露出種種因為英國管治而產生的弊病和不和。隨後的大蕭條更是雪上加霜,最終由二戰為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劃上句號。回顧歷史,即可發現納粹德軍在1940至1941年猛烈進攻英國,英軍既忙於對付空襲和海上包圍,又要抽出力量在北非戰場中抵抗進犯的意大利軍,不久後參戰的納粹非洲軍團就會把英軍帶到更為狼狽的境地。之前說過開埠百年郵票的延遲抵港,正是當時的戰事帶來的。

同時在遠東的局勢也每況越下,侵華日軍已經佔據廣州與深圳等地,隔著深圳河與駐港英軍相對望。與當時香港民眾的樂觀想法不同,港英政府知道日軍襲港只是時間問題,便加緊備戰和疏散僑民,致使在1941年初香港開埠一百週年的時候也沒有舉辦任何慶祝:可用的資金不是用來打仗,就是用來備戰或者儲蓄起來,即使有心,也根本無力大搞事關生死存亡以外的事了。

2018年12月22日 星期六

錢幣上的除憶詛咒

羅馬人有一種懲罰,就是將亡故者的官方記錄除去以作為侮辱,此刑名為'除憶詛咒'或者'抹剎記憶',即damnatio memoriae,。從現存記錄來看,連一些羅馬皇帝亦遭受過此一刑罰,當中就包括卡里古拉Caligula,尼祿Nero與康莫多Commodus等人,帶有他們的樣貌的繪畫或雕像會被毀容,名字會從公共建築上塗去,甚至整座拆毀,錢幣也要被收回等等。只是這種懲罰的效果成疑,後世依然可以從歷史記載中找到這些皇帝的名字和事蹟,存世的錢幣亦成為這些皇帝曾經出現的佐證。反而是某些未被除憶的皇帝,例如戈狄安三世Gordian III等,則因為歷史記錄散失而對他在位其間的事蹟不太了解,對他(們)以至後來說都是無妄之災。

這是菲力普二世Philip II的塞斯特堤烏斯銅幣AE sestertius,正面的肖像就被古人刮了兩條疤痕,背面全身像處就有更多的刮痕。有說菲力普二世跟隨其父菲力普一世Philip I在戰場上陣亡,另一說法是菲力普一世陣亡後,禁衛軍見風駛舵將留在羅馬城的菲力普二世殺掉,總之名正言順成為皇帝的德西烏斯Decius對菲力普一世行處除憶詛咒,他的兒子亦一拼遭受此一刑罰。
這枚銅幣就是見證。
刀痕一目了然。
其實那枚塞斯特堤烏斯算輕傷了。這枚亞斯銅幣AE as上的尼祿頭像就被人用刀捅了很多次。
(圖片來源:Romae Aeternae Numismatics)
薛珍烏斯Sejanus是台比留Tiberius的寵臣兼禁衛軍長官,結果後者清算了前者,於是一些刻在錢幣背面的薛珍烏斯的名字就被磨去。 
(圖片來源:Forvm Ancient Coins)
即使印度人樂於接收更仿造了羅馬的奧維烏斯金幣AV Aureus,但為了宣示自己的主權,印度人還是會在正面的羅馬元首像劃上一刀以作藐視。
直至現代還有把某人的面孔或記錄抹去的舉動。至於在錢幣上劃痕,根本就是惡作劇吧。
事頭婆得罪咗邊個啊?

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2017年香港五毫

這枚新五毫本應金光閃閃,卻因為攝影效果的問題,從照片來看就沒有那麼閃亮。
很快小弟也發現了2017年的五毫硬幣。將之與2015年版的五毫比較,便能發現最新版硬幣的背面的線條較粗,致使下方右部的'CENTS'等字母間的空位更少,而正面的市花圖案則變得柔和。

在聖誕前夕的這刻回顧一下,2017年版的香港新硬幣其實只差二毫,是沒有鑄造還是沒有流出則不知道。在此小弟也祝願諸君聖誕快樂,及新年進步。

2017年香港硬幣,參見:
一毫,一元,五元,二元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終於找到2017年香港二元

2017年香港二元。
得知2017年港幣二元流出之後,小弟也多加留意其踪影,只是一直苦無機會,直到上星期的時候才經找贖得到一枚。置於手中細看,即時發現背面下方'DOLLARS'字樣的'A'字,與幣緣那突出的邊框甚近。
圖下的是2015年的二元。
這一次'L'跟'A'的距離甚近。
隨了A字與邊框的距離,這張圖既顯示了'L'字的變化,也能看見2017年版的字體較2015年版幼。
就這枚二元的觀察,兩面的邊框不如2015年般粗,正面的紫荊花圖案也沒有那麼有力,當然'花面貓'的毛病尚在,但還沒有五元那樣離譜。
相比之下,圖右2015年版的紫荊花就有用力過度的感覺。

2018年11月5日 星期一

遲來的2017年香港五元

硬幣兩面底部的英文字的頂部還有些微模糊。
在網友的提點之後,小弟終於從隧道的收費亭找來一個全新的2017年五元。雖然沒有什麼期望,但當小弟將之放在眼前,細看它的鑄工會否像其餘的一毫、五毫、一元和二元新幣的時候,看到的居然又是亮麗得來風霜滿面的幣面。也就是說,這是2013那批五元的再版。
左面的是2017年而右面是2015年版,紅線部份就是凹位的範圍。
看到如此品相,小弟也沒有心機仔細找出它與舊幣的不同之處,不過正背兩面外邊變粗還是一望就知的。 另外,新五元的安全邊也出現了些微變化,就是'FIVE'和'DOLLARS'之間,與'圓'字和'HONG'之間的兩處凹位都不見了。
正面紫荊花的圖案沒有什麼變化,不如其他新幣般清晰有力。
面對著這枚五元,小弟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只有五元新幣才會有這種現像?而其他面值卻沒有這樣差勁呢?對英國皇家鑄幣局來說,另造新模或者品質控制會是那麼困難的嗎?若然是,又為什麼其他新幣沒有這種情況,唯獨五元才有呢?香港的五元硬幣難以鑄造是吧?還是金管局認為只有'港豬'才會用所以就隨便收貨呢?是的話,又何需大費周章設計那些2018年款紙幣讓香港人駡個狗血淋頭呢?

特別多謝manlok的提示。小弟亦不希望遲些會見到比這枚更差,連刻字和圖案都不見的2017年五元。

參見:
鑄功奇差的2013年五元硬幣

(小弟滿以為所有2017年五元都取消了安全邊那兩處凹位,然而小弟還是發現了一枚擁有兩處凹位的新五元硬幣。根據小弟的觀察,2017年五元還是以沒有凹位的佔了絕大多數,有的就只有圖中這一枚而矣,當然這不是嚴謹的科學數據分析,所以諸君還是自行數算好了。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沒有兩處凹位的2017年五元,其安全邊那'圓'和'HONG'之間的位置,是有一處凸出的短小橫紋,只是小弟當初沒有說明,現在一併說清楚吧。2019年三月十九日)
同是2017年的新五元,一枚的圓和HONG之間尚有凹位(見紅線),一枚則只有凸出的短小橫紋(見綠箭嘴)。
一枚的FIVE和DOLLARS之間有一凹位,一枚則只有狹又長的空位。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瘟疫隨勝利而來

羅馬帝國在中亞的一個宿敵,就是被稱為‘安息’的帕提亞Parthia,兩國經常為了邊境之間的亞美尼亞Armenia王國的控制權而發生衝突。當安東尼烏斯.彼爾烏斯Antoninus Pius在公元161年去世後,帕提亞王窩洛伽西斯四世Vologases IV出兵亞美尼亞,把原來的國王趕走,另立一位傀儡為新國王,先伏擊由羅馬駐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總督率領前來進攻的軍團,再擊退敘利亞Syria總督的反攻部隊,新一輪戰爭實在不能避免。

最終贏得這場戰爭的是羅馬帝國,羅馬人自然在錢幣上宣傳這一次勝利:例如這一枚第納爾denarius銀幣的背面圖案,就是勝利女神Victory一手拿著象徵和平的棕櫚枝,一手扶著放在矮柱上,刻有VIC PAR的盾牌。VIC PAR的中文意思為‘對帕提亞的勝利’,而TR P XX IMP IIII COS III是皇帝馬可.奧勒良Marcus Aurelian正在出任的官職和次數,表示他‘第二十次取得護民官之權,第四次成為統帥,第三次出任執政官’,算起來即是公元165年十二月至166年十二月左右。
除了背面的圖文,連銀幣正面圍繞著皇帝肖像的銜號也帶出戰勝帕提亞的訊息和時間。把M ANTONINVS AVG ARM PARTH MAX翻譯出來就是‘馬庫斯.安東尼烏斯.奧古斯督.亞美尼亞庫斯.偉大的帕提庫斯’,當中的‘亞美尼亞庫斯’Armeniacus和‘偉大的帕提庫斯’Parthicus Maximus指出了皇帝正在率領的軍事行動–跟亞美尼亞和帕提亞作戰,也可以是戰勝了亞美尼亞和帕提亞。

除了勝利女神,羅馬人在錢幣上對亞美尼亞/帕提亞的戰爭宣傳還包括戰俘。請看這第納爾的背面,最底下刻著ARMEN的字樣表示那個坐在地上飲泣的戰俘就是亞美尼亞,其身後的是盾牌和軍旗,刻字P M TR P XIX IMP II COS III表示皇帝‘(正在出任)大祭司,第十九次取得護民官之權,第二次成為(勝利的)統帥,第三次出任執政官’,時間大概是公元164至165年左右。
正面就刻馬可.奧勒良的肖像和ANTONINVS AVG ARMENIACVS‘安東尼烏斯.奧古斯督.亞美尼亞庫斯’等字母,尚未有PARTH MAX‘偉大的帕提庫斯’的稱號。(圖片來源:http://www.wildwinds.com/coins)
只是,這一次的作戰勝利還為羅馬帝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先看看這場戰事的發展。亞美尼亞都城亞他薩他Artaxata在163年被羅馬軍團攻陷,除了另建新都更另立一位新的亞美尼亞國王。但帕提亞並未就此罷休,改變目標侵佔當時在亞美尼亞附近的另一羅馬屬國奧斯若尼Osroene,另立新王取代以往的國王。於是羅馬軍團先佔領幼發拉底Euphrates河北岸的地方,再以包圍的方式向奧斯若尼的都城埃德薩Edassa進攻。

帕提亞人又一次被擊退,先前被廢的奧斯若尼國王也奪回王位,羅馬部隊就繼續深入帕提亞國境,沿兩河流域推進,終於在公元165年十二月兵臨底格裡斯河R.Tigris兩岸的泰西封(也譯錫西封)Ctesiphon和塞留西亞Selecuia城。據悉當時正在圍攻塞留西亞的羅馬士兵,忽然陸續出現發燒,肚瀉,喉嚨發炎等等症狀,大概在染病後的第八至九日皮膚開始出疹,會乾掉也會長膿,最終不治。但羅馬軍隊還是攻陷了這兩個地方,以破壞和搶掠作為報復後班師回朝去了。

現代的專家們根據古藉記錄的症狀來看,估計當時羅馬士兵所感染的是天花或者麻疹。隨著這些從東方戰場歸來的士兵返回原來的防區,羅馬各地陸續有平民染病,最終傳遍帝國各地,形成難以收拾的大瘟疫,為禍時間長達十五年,至公元180年代左右。因為這場瘟疫在馬可.奧勒良年間爆發,歷史學家就以皇帝本人的名字來稱呼,名為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了。
馬可.奧勒良是鼎盛時代統治羅馬的的‘五賢君’之一,但其統治亦被視為麻煩與不幸的開始,當中影響最深的,看來就是這場大瘟疫。疫症的影響明顯不過,就是為整個帝國帶來死亡。活在當時的歷史學者戴奧.卡西烏斯Dio Cassius記載,單在羅馬城就有1/4的人囗遭到感染,每天有二千人死亡。在一些省份地區,因為這場瘟疫的死亡人數更加高達1/3,甚至現代的學者們估計,整個帝國在安東尼瘟疫的死亡人囗為五百萬–在古代來說已經是無法想像。
安東尼瘟疫的死者被埋於亂葬崗中。
人囗減少自然生產力減弱,帶來的影響還包括稅收下降,貿易衰退,動遙了羅馬帝國的經濟力量。這一次遠征帕提亞的兵力是從北部萊茵河和多瑙河邊界調動過來,造成當地的防務空虛,為日爾曼族Germans的大舉進侵製造了大好機會(另外的原因是哥德人Goths的進迫把他們推向南方的帝國邊界),此時的羅馬軍團正因為瘟疫而死傷嚴重,戰鬥力減弱,對日爾曼人的戰爭只能延至169年才開始。這就是馬可.奧勒良直到180年逝世為止也一直在多瑙河前線指揮作戰的原因,不過他的兒子康莫德Commodus在繼位後不久就放棄這場戰鬥,當然已經是後話了。

要是說安東尼瘟疫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影響可以恢復元(跟瘟疫之前一樣??)的話,那麽文化上的衰落就一定無可挽救:固有的風俗習慣,信仰觀念,身心追求,以至各樣生活技藝都隨著人們的大規模死亡而煙消雲散,嘎然而止,就此步入衰落,對西方的古典文章實在是一大打擊。

塞翁得馬,焉知是福?大概羅馬人們沒想過這次戰爭會把可怕的瘟疫帶進自己的國家吧。越看就越覺在銀幣背面的勝利女神很像死亡的使者,跟羅馬人見面呢。

忽然也想到一些題外話,就是香港現在雖然沒有發生瘟疫,但港共政權故意讓大量劣質人口增加,長此下去原來香港本土的意識形態還不是會漸漸被外來的所取代嗎?這算不算是另類的瘟疫呢?當然2003年的恐怖疫症還是不堪回首但又忘記不了的。過去的常常恐怕會回來, 君不見常常都有什麼禽流感的報導嗎?至於現在的, 除了人口過量, 官員無能及政治混亂的人禍(另類的瘟疫!?) 還是解決不了。活在這裡久了,還真是越來越不想看到, 但又不得不知的所謂的新聞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