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日本軍票的版別與歷史

日本人宣傳自己侵略事蹟的刊物。(圖片來源:痞客邦)

經濟戰:日本軍票的出現
日本軍票都會讓人回想起1930至194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不過日本在侵華戰爭初期並不使用軍票,乃使用朝鮮銀行券和日本銀行券(日銀券),前者在華北而後者在華中戰區。為防這些在華中大量流通的日銀券回流日本本土,日本政府就嚴格限制日銀券的流量,結果令那些在華中湧現的日銀券貶值,也就拖低了日銀券跟英鎊與美元的匯率。聰明的猶太人見到這種情況,就把正在華中流通的日銀券偷運回日本,兌換英鎊與美元來賺回差價,結果大量日銀券回流日本,造成通貨膨脹之餘,又消耗日本原來的金和外匯儲備,嚴重影響日本購買軍用物資的力量,於是日本政府就改變方針使用軍票了。日本學者小林英夫所著的文章<軍票的歷史和本質>(載於<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一書內)指出,當時:

‘日本決策當局的理論是十分利己的,在外地發生通貨膨脹,他們絲毫也不介意,只是十分擔心外地的貨幣,外地的通脹波及日本國內…’。

所謂‘軍票’只是簡稱,全稱實為‘軍用手票’,是一種軍用的代幣,首次對外發行的時間為中日甲午戰爭的時候,最初被稱為‘軍用切符’,直到日本在一戰期間佔領青島才改稱軍用手票。日本軍票本身就全無價值可言,既沒有任何儲備也沒有固定的發行地點,不能兌換日圓以至任何貨幣,人們若非因為日本的武力強迫就根本不會接受。小林教授概括了軍票的作用是‘為了方便調配物資或管理佔領地市場’:

‘…大量使用軍票的做法…在於日軍的本質…最大特徵是“現地調辦”,即在戰區當地準備糧秣。只有少數必須品是由本國供應的,其他都在當地解決。’

以上字看起來會覺得日本政府很經濟實惠,精打細算。說的難聽一點,就是日本國力有限,每次對外擴張都會消耗極大的國力,卻仍不甘心放棄以暴力擴張的立場,自然就會盡量減少侵略的物資與費用,甚至轉嫁至被侵略地方的人民那裡來削弱當地的經濟,也就是上述‘現地調辦’的真相,但這不過是日本大量使用軍票的一個表面原因而矣。

日本人不單在戰場上跟中國軍隊作戰,還需要跟當時正在中國各地流通的‘法幣’作戰,方法就是以不斷升值的換算率,和一貫使用的強暴手法來換取佔領區內的法幣:先從1939年的一元法幣兌一圓軍票,至1940年的100:77和1942年的100:8的比率,到後來完全禁止的方法來搜刮法幣,然後將得到的法幣送往其他地方購買物資以供軍需或運送回國,從而打擊國民政府在各處的補給力量。於是,這場侵略戰中附帶的經濟戰也就變成物資爭奪戰,既搾乾中國人的財產,還以此打擊法幣來破壞中國經濟和整體抵抗能力,難怪日本會大肆印刷軍票了,真是一舉多得。

一些軍票的實物 

(圖片來源:www.goodly.jp)

這一部份將會介紹的軍票都只有中國戰場流通,所以被稱為日中戰爭,或支那事變軍票。日本在華開始使用軍票,是柳川平助中將所率領的日本第十軍在1937年十一月登陸杭州灣的時候。當時日軍所使用的是甲號軍票,印製差劣,票幅直向且刻上龍鳳的簡單設計和‘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的日期,跟之前的軍票基本相同。

隨後被日軍攻佔的地方越來越多,戰線越拉越長,甲號日本軍票的數量不敷應用, 甚至出現偽幣,加上日本軍隊和政府決定更廣泛地在華使用更多軍票,於是新一款的乙號軍票就於1938年八月出籠。乙號軍票跟當時的日銀券設計一樣,就是為了使中國人覺得軍票和日銀券一樣有信用可言,不同的只是軍票沒有印上獨立的版別和識別號碼。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並不是把正在流通的日本紙幣注銷改為軍票用途,而可能在設計和印刷的時候沿用本土的紙幣設計,但劃去與軍票作用不符的東西。

以下的兩張軍票就是1938年八月首次發行的乙號軍票,面值分別為一圓和十圓,即可看見乙號軍票的另一特點,就是以用紅線劃去鈔票的正背的‘日本銀行’,‘日本銀行兌換(銀)券’和相關的字眼及官方印鑑,並且用紅色油墨在正背兩面加蓋‘軍用手票’,‘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和相關的宣告字眼,有‘此票一到即換正面所開日本通貨’和‘如有偽造變造仿造或知情使用者均應重罰不貸’等的字樣,與日本本土的紙幣分別起來。

正面右邊的武內大臣其實是武內宿禰,相傳活了近三百歲。

背面左方和正面中間的是一枚當時的一圓銀幣的圖案,表現這種紙幣在當時(1889年)等同一枚一圓銀幣。

所謂的乙號,丙號其實是用以分辨日銀券和軍票的版別分類。這種乙號一圓軍票的設計其實和1889年五月(至1916年??)發行的乙號一圓日銀銀券一樣。

乙號十圓軍票的設計和1930年五月發行的丙號十圓日銀券其實一樣,印上一個叫和氣清麻呂的古代官員的肖像,生於公元八世紀的奈良時代。被紅線劃去的字句‘此券引換之金貨拾圓相渡可申候’的意思為‘憑票可換十圓金錢’。

和氣清麻呂的形像其實不錯,只可惜軍票乃邪惡之物。

背面為護王神社的正門。

從這張丙號十圓軍票就可知道丙號和乙號軍票之間的分別,就是略去了以紅線劃去的正式名稱,字句與印鑑,只用紅色油墨印上‘軍用手票’等的字眼。從時間來看,丙號軍票的出現只遲過乙號軍票一個月的時間,於1938年九月發行。

與其印出來再用刪去,不如將那些部份直接略去。

背面要略去的部份不多,故比較自然。

 一篇名為<侵華罪證日本軍用手票>的網上文章解釋了為什麼出現如此變化,現節錄如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向中國大量增兵,對中國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軍費開支急劇上升,原有的軍票儲備不足,日本政府就用當時國內的十,五,一圓三種紙幣用紅杠(HT按:即紅線)抹消“日本銀行兌換券”的字樣,加印紅色大字“軍用手票”四字,又在下部加印紅色“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等字,急運來華,解燃眉之急。這種用紅杠抹消日本國名的軍票傳到中國百姓手中,百姓中傳說:“在中國只有人要被槍斃或者砍頭時,名字在會被朱筆劃掉,小鬼子用紅杠劃掉自已的國名,小日本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啦!”這種貶意詞的話傳到日軍中,日本軍官也自覺不妥,消息傳到日本,印鈔廠就趕緊改正,把原來“日本銀行兌換券”的七個字挖去,把紅字 “大日本帝國政府”七字印在被挖去字的空位上。’

丙號五圓軍票的設計源自丁號五圓日銀券。

正面右方是被稱為‘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一位平安時代的大學者和官員,而左方的北野天滿宮是主祭菅原道真的神社,位於京都。

在發行乙和丙號軍票的同時,丁號的小面值軍票也開始出現,面值計有五十錢,十錢,五錢和一錢,一圓或以上等較大面值的丁號軍票則是到1939年五月才出現。之所以出現新款的丁號軍票,其實跟中國人的仇日情緒有關,<侵華罪證日本軍用手票>寫道:

‘但這二套加印紅字的軍票(HT按: 即乙號和丙號軍票)給老百姓的感觀剌激是一種血淋淋的掠奪票,中國百姓…也不喜使用這種“滴血”軍票,日佔區的中國百姓不喜歡使用軍票,另有一種說法:“這手紙上的人頭是它們小日本的老祖宗,與中國人啥相幹!”手票被稱為手紙,這是日本人所思了不到的。日本侵略者為了軟化中國百姓排日,抗日情緒,開始使用懷柔政策來消除“血色軍票”帶來的惡劣影響,便在1939年印製了新版的印有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龍,88(HT按:實際字形不明,估計是‘鳳’)圖案的軍票來華,“軍用手票”的紅色大字也被黑色小字所取代。新版軍票有十圓,五圓,一圓幣外,又增加五十錢,十錢,五錢,一錢等四種小額紙幣。’

這些丁號日本軍票與之前的軍票及日本紙幣完全不同,屬全新設計,主體圖案為蟠龍和日本長尾雞,只是形態,顏色和構圖上有分別。正面不再印上大大的紅色‘軍用手票’四字,取而代之的是‘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共十一個小字,和大藏大臣的印章;背面的相關字眼亦非以紅色油墨印上。以下的分別是十錢和十圓丁號軍票: 

十圓和十錢皆以蟠龍作圖案,當然形像相異。

就在這些軍票發行的前前後後,大概1938年秋天至1939年夏天的時間,華中與華南等地方相繼淪陷,也標誌中日雙方入了互相爭持的長期戰鬥之中。日方決定推出‘軍票一元化’政策,讓軍票由原本的臨時地位,變為在佔領區內的唯一貨幣,強行取代原先流通的日銀券和中國法幣,於是新的戊號軍票開始發行。戊號和丁號軍票的顏色和構圖一樣,分別只在於戊號軍票的正面只印有’大日本帝國政府’七個字而略去看來有臨時意味的’軍用手票’四字,和印有版別數目和獨立識別號碼,使之看來更像長期流通的鈔票模樣,淡化日本的侵略者形像,和提高軍票的認受性,從而掠奪更多外匯和資源,並與當時中國流通的法幣競爭,以圖摧毀中國的經濟。

有一個說法,是日本當局為防有人從中賺取華中與華南二地的軍票差價,於是從華中收回乙號和丙號軍票, 將之投於在華南地方,又規定華中只用新的丁和戊號軍票。但從一些圖片來看, 乙號至戊號四款軍票皆有流通,不知華中等地亦是否如此?這尚需時間研究和名路英雄的賜教賜教了。

另外,戊號軍票還增加了二厘五毛和百圓兩個面額,前者為特低面額但在香港沒有發現實物,而後者就只有二百萬的低發行量而數量不多。

香港淪陷之後 

日軍在香港鬧市舉行入城式的照片,最能代表'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香港市民隨即發現日本皇軍有多恐怖。

看過日本在中國戰場發行的軍票款式與變化之後,就是時候看看這些軍票在香港淪陷後的情況。香港市民本來就對這些‘日本仔’或者‘蘿蔔頭’的紙條沒有興趣,繼續以港幣交易。而日本佔領軍就礙於軍票不足,也就繼續容許使用十元或以下的港幣,五十和一百元就禁止流通。同時日軍為了掠奪更多的港幣並使軍票通行無阻,就勒令香港人只能以日本軍票繳付稅款等等的公費,換算為一圓軍票兌二元港幣,根本就是敲詐。到了1942年七月二十四日,日軍更把換算推高到一圓軍票兌四元港幣,香港人的財產就此貶值了一半。後來更在1943年六月一日嚴厲禁止日本軍票以外的港幣流通,殺氣騰騰地宣布‘拒絕軍票流通,偷藏港幣不兌換者將受嚴懲’,結果所有人都要前往指定地點兌換所持有的港幣。

隨後就常常有香港人因為私藏港幣而遭日軍殘殺(根據老一輩的口述歷史,基本上只要日本軍人看你不順眼,輕則左右開弓,飽以老拳,重則當街處決,或嚴型拷問,與電視電影情節無異)。而日軍,一方面在香港大肆搜刮外,也無意地把剩餘無幾的物資迫到黑市,另一方面把徵集回來的港幣,以及沒有儲備金的‘迫簽鈔票’拿到中立國葡萄牙的屬地澳門購買物資,來個以戰養戰,其實都是以香港人的血淚買單,故與其說是港幣下的冤魂,不如說是日本侵略者虧欠香港人的大筆血債吧。

到了1943至1944年,隨著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勝利,大勢已去的日軍難以從日本本土取得支援之餘,在香港以及佔領區中所能徵集的物資也越來越少,於是日軍當局就大量印行更多大額軍票,以期更盡更多地搜刮物資,來維護所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實際是日本對各地的侵略統治,當然通貨膨脹也就越來越厲害了。

日本當局最初把一些尚未發行的一百圓日銀券以加蓋的方式改作軍票之用,是為乙號百圓軍票。之後更直接把修改後的印鈔板送到各地,由各地的日本佔領軍自行印刷,即所謂的‘現地刷’,就地印刷的軍票。於是港日當局就在香港島的華人行大廈的地庫大量印行這種百圓軍票,但始終技術有限,故只能以平版印刷加上油墨品質參差,所以這種現地刷軍票就出現了不同的顏色版別,按分類皆為丙號,發行時間為1944年。正面只印有版別編號而沒有連續數碼。

左方為日本奈良縣的法隆寺夢殿,右方為聖德太子。

背面為法隆寺的的建築群,為聖德太子興建。聖德太子的面孔看起來有些恐怖,加上背面的簡陋印刷,使這張現地刷軍票看起來很像冥紙。

以上段落的短短數百字,可能解釋不了當年香港在日軍統治下的慘況,那麼就請看看小林英夫教授在<軍票的歷史和本質>一文中的數據就一清二楚了:

‘(日本軍票)如以1942年末的發行量為一百,1943年末便是二百,1944年末為一千五百,到了1945年八月增至九千六百。’

又說:
‘…以1941年九月與1943年五月的物價作比較:砂糖漲價十九倍,食油漲十五倍,白米漲十倍,紙類漲十五倍。1944至45年物價的漲幅更超乎想像。’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日本在包括香港以內的中國戰場發行了多少軍票呢?一份由日本銀行於1974年公佈的調查顯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總共發行三十四億圓軍票,單在香港就一地就發行了其中十九億圓,當中被日本和港英政府收回的軍票就只有七億而矣,尚有十二億圓由香港市民保留, 估計等如現在的五千億港元。但香港索償協會則表示,三千五百戶登記家庭就只持有軍票五億四千多萬圓。

軍票在戰後

英軍與國軍在和平紀念碑前升起國旗,慶賀香港重光。

1945年八月,美國以兩顆原子彈襲擊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走投無路的的日本只能接受無條件投降的現實。為防國民政府趁著日軍投降的機會佔領並收回香港,英國政府派遣夏愨海軍少將,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火速開赴香港,終於在八月三十日登陸香港島,香港重光。從此每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都是重光紀念日,是為三天的公眾假期,自支國接管香港以後遭取消。

臨時軍政府在九月一日成立,隨即禁止日本軍票在香港的流通,有解釋說是為了除去軍票帶來通貨膨脹的可能。軍政府解決貨幣短缺的權宜之計,就是在一些沒有來得及發行的汪偽政府的一千元中央儲備銀行鈔票,和一千元軍票上分別加蓋五元和一元的字樣,作為臨時港幣使用。但軍政府很快就以空運方式運來大量英鎊應急,加上重新發行港幣,結果只有極少數的加蓋鈔票流出市面,現在都是鳳毛麟角的珍藏了。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就在香港臨時軍政府禁止日本軍票流通後不久的九月六日,駐日盟軍宣布‘任何由日本政府或軍隊在所有佔據地所發的貨幣一律無效,禁止流通’。日本政府的財務部門大藏省亦在九月十六日確認和發出同一聲明,至此日本在各地區發行的軍票就成了一堆廢紙。可憐香港的普羅市民對這些消息全不知情,依然相信日本政府終有一天會兌回這些軍票,其中就有投機者因此以高價收買軍票,只是他們不知道日本政府會把軍票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大戰之後的國際關係風雲變色,西方世界分裂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且對抗起來。為防戰後的日本遭受共產陣營的控制,也為了把日本當成是亞洲的反共前線,美國決定重新建立日本的經濟和資本主義,於是在對日議和的草議中建議放棄對日賠償。以英國為首的英聯邦國家本來不買帳,除了主張以日本的黃金儲備作賠償外,還主張限制日本的經濟發展,但最終還是軟化下來,只著眼於日本的國外資產。

1951年各國與日本簽署的三藩市和約(正確名字為對日和約)中的第十四條雖然承認日本‘應賠償聯盟國…的一切損害與痛苦’,但‘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各簽署國家只能要求日本以勞役賠償並沒收日本的當地資產,當中仍有菲律賓和印尼等國家向日本個別交涉並得到賠償。

 作為簽署國家之一的英國就此放棄對日索賠的權力,結果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也就‘被代表’放棄了對日索償,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保留大量軍票的香港人對此又是不知不覺。英國和香港政府固然沒有通知香港人有關三藩市和約的簽署,既不會把沒收的日本資產發給曾經受日本統治影響的普羅香港人作為賠償,也不會代表香港人向日本交涉的。所謂的軍票問題和索償行動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出現。

香港索償協會於每一次集會都會展示軍票。

在香港最廣為人知的向日索償組織應為香港索償協會。除了一年多次的遊行向日本政府示威外,香港索償協會也曾經在1993年與日本的‘香港軍票補償促進會’共同控告日本政府。當然日本政府根本就無意賠償,東京地方法院在1999年的判決中就表示理解香港人在軍票問題上的遭遇,但仍然以‘日本沒有相關法律’為理由而拒絕賠償,然後又在2001年被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上訴。根據香港索償協會網頁的說法,當日本法庭在他們辦妥上訴終審法院的手續和支付有關款項後‘直至現在不解釋,不答覆,不開庭,不退款’,分明就是拖延和賴皮。

記得跟某個錢幣店東主在談到日本軍票時,就說過老一輩對日本的三一一地震非常高興。也許有人覺得這些不過是偏激的仇日言論而嫌惡之,但請想一想,不少人因為日軍統治而失去家財以至家人朋友,從此一無所有,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直至現在還懷恨在心,甚至抱恨而終;其子孫或者因為父母的命運受日本統治影響,因而左右自己的遭遇。要他們忘記對日本的深仇大恨,又是多麼的不切實際呢?

後記:
這篇文章已經是六年前所寫的。應該在2013年秋冬的時間,小弟在朋友家的電視看到一則新聞報導,大意是香港索償協會請願,希望支那國外交部能協助他們向日本交涉有關軍票的事宜。小弟當年只能長嘆,原因乃他們所託非人:連舊的殖民主子也不願處理的事,新的主子會處理好嗎?要是能索賠的話,他們早就替自己的國民處理了,但他們沒有嘛,要是索賠的話又豈能常常以受害人的姿態,向日本拿援助呢?當老毛也說要多謝日本皇軍,因為他們打殘國軍讓自己竊國的時候.又豈會替別人主持公道呢?

世事就是如此荒唐,看來對日索償的成功就如希臘朔日般遙遙無期了。

參見:
匯豐銀行'大棉胎'十元鈔票
戰前及戰時的香港緊急輔幣(請看留言)
匯豐大聖書與迫簽鈔票的故事
債券,金錢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