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大棉胎'五元紙幣

首先小弟在此承認,這篇有關匯豐‘大棉胎’五元其實是有些‘臨時拉伕(夫?)’的成份,事先沒有寫作的想法,但看著寫了十元,一百元卻不寫五元的話,覺得不太完整之餘,加上四月沒有什麼張貼一下的話又有點失落,於是急急就章寫了這篇東西出來。說是濫竽充數還是為寫而寫也不強辯了。

這種棕啡色式的匯豐五元的首個發行日期為1927年十月一日。和其他五元以上的‘大額港幣’一樣,左方一直是首席會計的親筆簽署,不過從1940年開始就和右面的總司理的簽名一樣以機器印上。這一做法要到1941年才在匯豐的其餘面值,以至渣打和有利銀行的所有發鈔上普及起來。

紙幣的正面右方,是一位穿著典雅的女性坐在海邊(因為其身旁有船)遠眺或休息的圖案,儀態萬千且大方得體。雖然身份不明,連<香港貨幣>圖錄也只能寫為‘人物不詳’,只能發揮各自的想像力以觀之,在濃郁的古典美態添多一份浪漫和詩意。

不知道她在看, 在想什麼?

雖然這張大棉胎又殘又破,但畢竟跟從小弟達十三年的日子。不過在一段長時間之中,小弟不太會欣賞這位小姐的美態,反而只喜歡十元上拿著莊稼的刻瑞斯Ceres。究其原因,乃當年的小弟在視覺上把這位小姐看得比較圓潤,總不及垂下頭來看著莊稼的刻瑞斯來得順眼,而啡黃的色調也略嫌陳舊,不及十元那種‘綠中有紅’的對比和朝氣感覺。現在看來,五元上的海邊小姐其實是身材豐滿,婀娜多姿;而啡黃色調其實乃一種情調,令紙幣看來更有經典美感和歲月感覺,猶如老錢幣上的包漿一樣,海邊小姐也就更像經典故事中的女主角了。

即使第三代匯豐總行大廈在1935年落成,第二代總行大廈的外貌卻得以在匯豐的五元至一百元大棉胎紙幣上繼續出現,直至1959年改印‘中張’鈔票時才一併統一為第三代大樓的圖案。有趣的是,匯豐的五百元大鈔在1935改為‘光頭佬’設計的時候,就同步把落成不久的第三代大樓印在背面作為圖案,較匯豐其他面值的紙幣還要早二十四年!這種做法在今天一定不會出現,皆因人們即使不以識別或保安等種種理由投訴,早已變得更為注重企業形象的匯豐銀行也會主動換掉紙鈔的設計版別的。

從前老是以為這個吹號筒的天使是來自基督教的,其實是自作多情。即使跟基督教無關,這個吹號的天使還是為匯豐的紙幣帶來不凡的優雅和氣勢。

誰說來自所謂的‘基督教國家’的就一定跟基督教有關呢?

第二代大樓屬維多利亞式的建築風景,古色古香而精雕細琢,是匯豐財富與實力的直接表現,在講求科技和進步的廿一世紀就顯得華麗太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