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塞拉彼斯與刻耳泊洛斯

一枚造於下摩西亞Moesia Inferior行省的大銅幣,正面有皇帝戈狄安三世Gordian III及其妻子妲魁利娜Tranquillina的'面對面vis-a-vis'頭像,完整的希臘文刻字為AVT K M ANT ΓOPΔIANOC和AVΓ CE TPANKVΛΛEINA,分別是'統帥凱撒.馬庫斯.安東尼烏斯'和'奧古斯塔.沙賓娜.妲魁利娜'。背面是塞拉彼斯Serapis神的坐像,手執長杖,腳旁有刻耳泊洛斯Cerberus,刻文MHTPOΠONTOV TOMEΩC看來就是此幣的鑄造地點,即湯米斯Tomis城,而長杖與刻字之間的Δ<乃幣值符號,標明此銅幣等於四枚半亞斯assaria(單數寫法為assarion,為羅馬亞斯as的希臘文寫法)。
正面有些移位但無礙我們對它的了解。
多米斯是黑海西岸的古城之一,即現今羅馬尼亞的康士坦察Constanta城。在公元二世紀末開始,多米斯城曾鑄造過一系列只在當地流通的銅幣,幣值由二至五亞斯都有,但四枚半亞斯的確有點奇怪,故有學者由此推論一枚第納爾denarius在當地可換十八而非正常的十六亞斯。由多米斯鑄造的銅幣不在帝國全境流通,只屬行省錢幣Roman provincial coinage,其特別之處就是將幣值刻在背面,在古代的鑄幣來說可謂少見。
錢幣上的三頭犬的特寫。
雖然工匠將刻耳泊洛斯雕刻得很細小,但我們依然看見牠大致的輪廓:一身,三頸,三頭,有耳朵和張開的口。刻耳泊洛斯是希臘神話中負責在冥河岸邊看守地府入口的惡犬,只許死人進入而不容離開,然而還是有幾人能成功挑戰牠,主要都是以催眠的方式使之昏睡後往還冥府與人間。
大力士海格力斯Heracles曾徒手制服刻耳泊洛斯並將之帶到人間,後來將之放回。
刻耳泊洛斯的主人自然就是冥王哈迪斯Hades,不過在這枚銅幣上的卻常常被認為是塞拉彼斯神。這個塞拉彼斯原來自埃及,由原來的冥神歐西里斯Osiris和阿彼斯Apis神牛以及其他神祇合成,後來希臘的托勒密王朝Ptolemy dynasty統治埃及時將之發揚光大,賦予希臘式的樣子後將之帶到希臘世界,而希臘人亦因其歐西里斯的內涵而視之為哈迪斯。在當時來說,人們並不介意神祇之間的混合與創新,他們認為神靈的名字或外表縱使不同,但其實內理都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東西,不然就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想法作崇,其實問題不大。
哈迪斯與刻耳泊洛斯的石像。
這枚銅幣應在公元241至244年間鑄造。多米斯城在幾年後也停止鑄幣。

2018年8月8日 星期三

2017年香港一元

2017年香港一元全相。
上星期三凌晨買糖水時赫然找來一個最新的2017年一元硬幣。回家後以2015年一元與之作個對比,新硬幣正面年份的刻字又變得橫闊,當中以'2'和'0'最為明顯,更有朝氣,連'1'字也截然不同。至於總距(指由開首的'2'至最後的'7'或'5'所佔的空間),'2017'四字的則與'2015'一樣。
2017與2015的不同,一目了然。
其實,2017年的年份刻字與2013年甚為相近。之所以不說是一樣,原因還是在於'2','0'和'1'這三個字:新版'鴨仔2'的'鴨頸'近'鴨身'處較幼,而'鴨身'至'鴨尾'的上部線條呈平,不像13年版那般粗;'0'字則以13年較粗且突出,17年版就幼些又平些;'1'字也是17年版為斯文。
只有最尾的3字與7字不能比較。
除此之外,下方'ONE'字樣中的'E'字與'DOLLAR'中的兩個'L'亦各有不同。
從這圖可見不同年份的一元都有不同的鑄功:底下為2013年,字體玲瓏浮突,視感圓潤;中為2015年,字體'頭重腳輕';2017年則甚為方正自然。
這是與1998年(圖下)的比較,可對照上圖。
 新版一元背面的洋紫荊圖案的線條也不如2015版般深刻,變回柔和舒服。
右為2015年一元,可見洋紫荊花瓣的線條甚深。
對諸君來說,一元就是一元,不論新舊,又有甚麼好比較呢?的確,這種對比確實很無聊,然而打發時間正是小弟的一人興趣小組的目的,所以這種無聊的事還是讓小弟代勞吧。

參見:
2015年香港一元
2013年香港一元
2015年香港二元
2015年香港五毫
2017年香港一毫

2018年7月21日 星期六

一些日本軍票的版別與歷史

日本人宣傳自己侵略事蹟的刊物。(圖片來源:痞客邦)

經濟戰:日本軍票的出現
日本軍票都會讓人回想起1930至194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不過日本在侵華戰爭初期並不使用軍票,乃使用朝鮮銀行券和日本銀行券(日銀券),前者在華北而後者在華中戰區。為防這些在華中大量流通的日銀券回流日本本土,日本政府就嚴格限制日銀券的流量,結果令那些在華中湧現的日銀券貶值,也就拖低了日銀券跟英鎊與美元的匯率。聰明的猶太人見到這種情況,就把正在華中流通的日銀券偷運回日本,兌換英鎊與美元來賺回差價,結果大量日銀券回流日本,造成通貨膨脹之餘,又消耗日本原來的金和外匯儲備,嚴重影響日本購買軍用物資的力量,於是日本政府就改變方針使用軍票了。日本學者小林英夫所著的文章<軍票的歷史和本質>(載於<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一書內)指出,當時:

日本決策當局的理論是十分利己的,在外地發生通貨膨脹,他們絲毫也不介意,只是十分擔心外地的貨幣,外地的通脹波及日本國內…’。

所謂‘軍票’只是簡稱,全稱實為‘軍用手票’,是一種軍用的代幣,首次對外發行的時間為中日甲午戰爭的時候,最初被稱為‘軍用切符’,直到日本在一戰期間佔領青島才改稱軍用手票。日本軍票本身就全無價值可言,既沒有任何儲備也沒有固定的發行地點,不能兌換日圓以至任何貨幣,人們若非因為日本的武力強迫就根本不會接受。小林教授概括了軍票的作用是‘為了方便調配物資或管理佔領地市場’:

…大量使用軍票的做法…在於日軍的本質…最大特徵是“現地調辦”,即在戰區當地準備糧秣。只有少數必須品是由本國供應的,其他都在當地解決。

以上字看起來會覺得日本政府很經濟實惠,精打細算。說的難聽一點,就是日本國力有限,每次對外擴張都會消耗極大的國力,卻仍不甘心放棄以暴力擴張的立場,自然就會盡量減少侵略的物資與費用,甚至轉嫁至被侵略地方的人民那裡來削弱當地的經濟,也就是上述‘現地調辦’的真相,但這不過是日本大量使用軍票的一個表面原因而矣。

日本人不單在戰場上跟中國軍隊作戰,還需要跟當時正在中國各地流通的‘法幣’作戰,方法就是以不斷升值的換算率,和一貫使用的強暴手法來換取佔領區內的法幣:先從1939年的一元法幣兌一圓軍票,至1940年的100:77和1942年的100:8的比率,到後來完全禁止的方法來搜刮法幣,然後將得到的法幣送往其他地方購買物資以供軍需或運送回國,從而打擊國民政府在各處的補給力量。於是,這場侵略戰中附帶的經濟戰也就變成物資爭奪戰,既搾乾中國人的財產,還以此打擊法幣來破壞中國經濟和整體抵抗能力,難怪日本會大肆印刷軍票了,真是一舉多得。

一些軍票的實物 

(圖片來源:www.goodly.jp)
這一部份將會介紹的軍票都只有中國戰場流通,所以被稱為日中戰爭,或支那事變軍票。日本在華開始使用軍票,是柳川平助中將所率領的日本第十軍在1937年十一月登陸杭州灣的時候。當時日軍所使用的是甲號軍票,印製差劣,票幅直向且刻上龍鳳的簡單設計和‘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的日期,跟之前的軍票基本相同。

隨後被日軍攻佔的地方越來越多,戰線越拉越長,甲號日本軍票的數量不敷應用, 甚至出現偽幣,加上日本軍隊和政府決定更廣泛地在華使用更多軍票,於是新一款的乙號軍票就於1938年八月出籠。乙號軍票跟當時的日銀券設計一樣,就是為了使中國人覺得軍票和日銀券一樣有信用可言,不同的只是軍票沒有印上獨立的版別和識別號碼。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並不是把正在流通的日本紙幣注銷改為軍票用途,而可能在設計和印刷的時候沿用本土的紙幣設計,但劃去與軍票作用不符的東西。


以下的兩張軍票就是1938年八月首次發行的乙號軍票,面值分別為一圓和十圓,即可看見乙號軍票的另一特點,就是以用紅線劃去鈔票的正背的‘日本銀行’,‘日本銀行兌換(銀)券’和相關的字眼及官方印鑑,並且用紅色油墨在正背兩面加蓋‘軍用手票’,‘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和相關的宣告字眼,有‘此票一到即換正面所開日本通貨’和‘如有偽造變造仿造或知情使用者均應重罰不貸’等的字樣,與日本本土的紙幣分別起來。
正面右邊的武內大臣其實是武內宿禰,相傳活了近三百歲。
背面左方和正面中間的是一枚當時的一圓銀幣的圖案,表現這種紙幣在當時(1889年)等同一枚一圓銀幣。
所謂的乙號,丙號其實是用以分辨日銀券和軍票的版別分類。這種乙號一圓軍票的設計其實和1889年五月(至1916年??)發行的乙號一圓日銀銀券一樣。

乙號十圓軍票的設計和1930年五月發行的丙號十圓日銀券其實一樣,印上一個叫和氣清麻呂的古代官員的肖像,生於公元八世紀的奈良時代。被紅線劃去的字句‘此券引換之金貨拾圓相渡可申候’的意思為‘憑票可換十圓金’。
和氣清麻呂的形像其實不錯,只可惜軍票乃邪惡之物。
背面為護王神社的正門。
從這張丙號十圓軍票就可知道丙號和乙號軍票之間的分別,就是略去了以紅線劃去的正式名稱,字句與印鑑,只用紅色油墨印上‘軍用手票’等的字眼。從時間來看,丙號軍票的出現只遲過乙號軍票一個月的時間,於1938年九月發行。
與其印出來再用刪去,不如將那些部份直接略去。
背面要略去的部份不多,故比較自然。
 一篇名為<侵華罪證日本軍用手票>的網上文章解釋了為什麼出現如此變化,現節錄如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向中國大量增兵,對中國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軍費開支急劇上升,原有的軍票儲備不足,日本政府就用當時國內的十,五,一圓三種紙幣用紅杠(HT按:即紅線)抹消“日本銀行兌換券”的字樣,加印紅色大字“軍用手票”四字,又在下部加印紅色“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等字,急運來華,解燃眉之急。這種用紅杠抹消日本國名的軍票傳到中國百姓手中,百姓中傳說:“在中國只有人要被槍斃或者砍頭時,名字在會被朱筆劃掉,小鬼子用紅杠劃掉自已的國名,小日本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啦!”這種貶意詞的話傳到日軍中,日本軍官也自覺不妥,消息傳到日本,印鈔廠就趕緊改正,把原來“日本銀行兌換券”的七個字挖去,把紅字 “大日本帝國政府”七字印在被挖去字的空位上。


丙號五圓軍票的設計源自丁號五圓日銀券。
正面右方是被稱為‘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一位平安時代的大學者和官員,而左方的北野天滿宮是主祭菅原道真的神社,位於京都。
在發行乙和丙號軍票的同時,丁號的小面值軍票也開始出現,面值計有五十錢,十錢,五錢和一錢,一圓或以上等較大面值的丁號軍票則是到1939年五月才出現。之所以出現新款的丁號軍票,其實跟中國人的仇日情緒有關,<侵華罪證日本軍用手票>寫道:

但這二套加印紅字的軍票(HT按: 即乙號和丙號軍票)給老百姓的感觀剌激是一種血淋淋的掠奪票,中國百姓…也不喜使用這種“滴血”軍票,日佔區的中國百姓不喜歡使用軍票,另有一種說法:“這手紙上的人頭是它們小日本的老祖宗,與中國人啥相幹!”手票被稱為手紙,這是日本人所思了不到的。日本侵略者為了軟化中國百姓排日,抗日情緒,開始使用懷柔政策來消除“血色軍票”帶來的惡劣影響,便在1939年印製了新版的印有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龍,88(HT按:實際字形不明,估計是‘鳳’)圖案的軍票來華,“軍用手票”的紅色大字也被黑色小字所取代。新版軍票有十圓,五圓,一圓幣外,又增加五十錢,十錢,五錢,一錢等四種小額紙幣。

這些丁號日本軍票與之前的軍票及日本紙幣完全不同,屬全新設計,主體圖案為蟠龍和日本長尾雞,只是形態,顏色和構圖上有分別。正面不再印上大大的紅色‘軍用手票’四字,取而代之的是‘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共十一個小字,和大藏大臣的印章;背面的相關字眼亦非以紅色油墨印上。以下的分別是十錢和十圓丁號軍票: 

十圓和十錢皆以蟠龍作圖案,當然形像相異。
就在這些軍票發行的前前後後,大概1938年秋天至1939年夏天的時間,華中與華南等地方相繼淪陷,也標誌中日雙方入了互相爭持的長期戰鬥之中。日方決定推出‘軍票一元化’政策,讓軍票由原本的臨時地位,變為在佔領區內的唯一貨幣,強行取代原先流通的日銀券和中國法幣,於是新的戊號軍票開始發行。戊號和丁號軍票的顏色和構圖一樣,分別只在於戊號軍票的正面只印有’大日本帝國政府’七個字而略去看來有臨時意味的’軍用手票’四字,和印有版別數目和獨立識別號碼,使之看來更像長期流通的鈔票模樣,淡化日本的侵略者形像,和提高軍票的認受性,從而掠奪更多外匯和資源,並與當時中國流通的法幣競爭,以圖摧毀中國的經濟。
有一個說法,是日本當局為防有人從中賺取華中與華南二地的軍票差價,於是從華中收回乙號和丙號軍票, 將之投於在華南地方,又規定華中只用新的丁和戊號軍票。但從一些圖片來看, 乙號至戊號四款軍票皆有流通,不知華中等地亦是否如此?這尚需時間研究和名路英雄的賜教賜教了。

另外,戊號軍票還增加了二厘五毛和百圓兩個面額,前者為特低面額但在香港沒有發現實物,而後者就只有二百萬的低發行量而數量不多。

香港淪陷之後 

日軍在香港鬧市舉行入城式的照片,最能代表'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香港市民隨即發現日本皇軍有多恐怖。
看過日本在中國戰場發行的軍票款式與變化之後,就是時候看看這些軍票在香港淪陷後的情況。香港市民本來就對這些‘日本仔’或者‘蘿蔔頭’的紙條沒有興趣,繼續以港幣交易。而日本佔領軍就礙於軍票不足,也就繼續容許使用十元或以下的港幣,五十和一百元就禁止流通。同時日軍為了掠奪更多的港幣並使軍票通行無阻,就勒令香港人只能以日本軍票繳付稅款等等的公費,換算為一圓軍票兌二元港幣,根本就是敲詐。到了1942年七月二十四日,日軍更把換算推高到一圓軍票兌四元港幣,香港人的財產就此貶值了一半。後來更在1943年六月一日嚴厲禁止日本軍票以外的港幣流通,殺氣騰騰地宣布‘拒絕軍票流通,偷藏港幣不兌換者將受嚴懲’,結果所有人都要前往指定地點兌換所持有的港幣。

隨後就常常有香港人因為私藏港幣而遭日軍殘殺(根據老一輩的口述歷史,基本上只要日本軍人看你不順眼,輕則左右開弓,飽以老拳,重則當街處決,或嚴型拷問,與電視電影情節無異)。而日軍,一方面在香港大肆搜刮外,也無意地把剩餘無幾的物資迫到黑市,另一方面把徵集回來的港幣,以及沒有儲備金的‘迫簽鈔票’拿到中立國葡萄牙的屬地澳門購買物資,來個以戰養戰,其實都是以香港人的血淚買單,故與其說是港幣下的冤魂,不如說是日本侵略者虧欠香港人的大筆血債吧。

到了1943至1944年,隨著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勝利,大勢已去的日軍難以從日本本土取得支援之餘,在香港以及佔領區中所能徵集的物資也越來越少,於是日軍當局就大量印行更多大額軍票,以期更盡更多地搜刮物資,來維護所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實際是日本對各地的侵略統治,當然通貨膨脹也就越來越厲害了。


日本當局最初把一些尚未發行的一百圓日銀券以加蓋的方式改作軍票之用,是為乙號百圓軍票。之後更直接把修改後的印鈔板送到各地,由各地的日本佔領軍自行印刷,即所謂的‘現地刷’,就地印刷的軍票。於是港日當局就在香港島的華人行大廈的地庫大量印行這種百圓軍票,但始終技術有限,故只能以平版印刷加上油墨品質參差,所以這種現地刷軍票就出現了不同的顏色版別,按分類皆為丙號,發行時間為1944年。正面只印有版別編號而沒有連續數碼。
左方為日本奈良縣的法隆寺夢殿,右方為聖德太子。
背面為法隆寺的的建築群,為聖德太子興建。聖德太子的面孔看起來有些恐怖,加上背面的簡陋印刷,使這張現地刷軍票看起來很像冥紙。
以上段落的短短數百字,可能解釋不了當年香港在日軍統治下的慘況,那麼就請看看小林英夫教授在<軍票的歷史和本質>一文中的數據就一清二楚了:

(日本軍票)如以1942年末的發行量為一百,1943年末便是二百,1944年末為一千五百,到了1945年八月增至九千六百。

又說:
…以1941年九月與1943年五月的物價作比較:砂糖漲價十九倍,食油漲十五倍,白米漲十倍,紙類漲十五倍。1944至45年物價的漲幅更超乎想像。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日本在包括香港以內的中國戰場發行了多少軍票呢?一份由日本銀行於1974年公佈的調查顯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總共發行三十四億圓軍票,單在香港就一地就發行了其中十九億圓,當中被日本和港英政府收回的軍票就只有七億而矣,尚有十二億圓由香港市民保留, 估計等如現在的五千億港元。但香港索償協會則表示,三千五百戶登記家庭就只持有軍票五億四千多萬圓。


軍票在戰後
英軍與國軍在和平紀念碑前升起國旗,慶賀香港重光。

1945年八月,美國以兩顆原子彈襲擊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走投無路的的日本只能接受無條件投降的現實。為防國民政府趁著日軍投降的機會佔領並收回香港,英國政府派遣夏愨海軍少將,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火速開赴香港,終於在八月三十日登陸香港島,香港重光。從此每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都是重光紀念日,是為三天的公眾假期,自支國接管香港以後遭取消。

臨時軍政府在九月一日成立,隨即禁止日本軍票在香港的流通,有解釋說是為了除去軍票帶來通貨膨脹的可能。軍政府解決貨幣短缺的權宜之計,就是在一些沒有來得及發行的汪偽政府的一千元中央儲備銀行鈔票,和一千元軍票上分別加蓋五元和一元的字樣,作為臨時港幣使用。但軍政府很快就以空運方式運來大量英鎊應急,加上重新發行港幣,結果只有極少數的加蓋鈔票流出市面,現在都是鳳毛麟角的珍藏了。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就在香港臨時軍政府禁止日本軍票流通後不久的九月六日,駐日盟軍宣布‘任何由日本政府或軍隊在所有佔據地所發的貨幣一律無效,禁止流通’。日本政府的財務部門大藏省亦在九月十六日確認和發出同一聲明,至此日本在各地區發行的軍票就成了一堆廢紙。可憐香港的普羅市民對這些消息全不知情,依然相信日本政府終有一天會兌回這些軍票,其中就有投機者因此以高價收買軍票,只是他們不知道日本政府會把軍票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大戰之後的國際關係風雲變色,西方世界分裂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且對抗起來。為防戰後的日本遭受共產陣營的控制,也為了把日本當成是亞洲的反共前線,美國決定重新建立日本的經濟和資本主義,於是在對日議和的草議中建議放棄對日賠償。以英國為首的英聯邦國家本來不買帳,除了主張以日本的黃金儲備作賠償外,還主張限制日本的經濟發展,但最終還是軟化下來,只著眼於日本的國外資產。

1951年各國與日本簽署的三藩市和約(正確名字為對日和約)中的第十四條雖然承認日本‘應賠償聯盟國…的一切損害與痛苦’,但‘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各簽署國家只能要求日本以勞役賠償並沒收日本的當地資產,當中仍有菲律賓和印尼等國家向日本個別交涉並得到賠償。

 作為簽署國家之一的英國就此放棄對日索賠的權力,結果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也就‘被代表’放棄了對日索償,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保留大量軍票的香港人對此又是不知不覺。英國和香港政府固然沒有通知香港人有關三藩市和約的簽署,既不會把沒收的日本資產發給曾經受日本統治影響的普羅香港人作為賠償,也不會代表香港人向日本交涉的。所謂的軍票問題和索償行動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出現。
香港索償協會於每一次集會都會展示軍票。
在香港最廣為人知的向日索償組織應為香港索償協會。除了一年多次的遊行向日本政府示威外,香港索償協會也曾經在1993年與日本的‘香港軍票補償促進會’共同控告日本政府。當然日本政府根本就無意賠償,東京地方法院在1999年的判決中就表示理解香港人在軍票問題上的遭遇,但仍然以‘日本沒有相關法律’為理由而拒絕賠償,然後又在2001年被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上訴。根據香港索償協會網頁的說法,當日本法庭在他們辦妥上訴終審法院的手續和支付有關款項後‘直至現在不解釋,不答覆,不開庭,不退款’,分明就是拖延和賴皮。

記得跟某個錢幣店東主在談到日本軍票時,就說過老一輩對日本的三一一地震非常高興。也許有人覺得這些不過是偏激的仇日言論而嫌惡之,但請想一想,不少人因為日軍統治而失去家財以至家人朋友,從此一無所有,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直至現在還懷恨在心,甚至抱恨而終;其子孫或者因為父母的命運受日本統治影響,因而左右自己的遭遇。要他們忘記對日本的深仇大恨,又是多麼的不切實際呢?


後記:
這篇文章已經是六年所寫的。應該2013年秋冬的時間,小弟在朋友家的電視看到一則新聞報導,大意是香港索償協會請願,希望支那國外交能協助他們向日本交涉有關軍票事宜。小弟當年只能長嘆,原因乃他們所託非人:連舊的殖民主子也不願處理的事,新的主子會處理好嗎?要是能索賠的話,他們早就替自己的國民處理了,但他們沒有嘛,要是索賠的話又豈能常常以受害人的姿態,向日本援助呢?當老毛也說要多謝日本皇軍,因為他們打殘國軍讓自己竊國的時候.又豈會替別人主持公道呢?

世事就是如此荒唐,看來對日索償的成功就如希臘朔日般遙遙無期了。

參見:
匯豐銀行'大棉胎'十元鈔票
戰前及戰時的香港緊急輔幣(請看留言)
匯豐大聖書與迫簽鈔票的故事
債券,金錢與戰爭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成神與孔雀

幣值:第納爾AR denarius。
時間:約公元175至180年。
地點:羅馬。
正面:DIVA FAVSTINA PIA,'(給)已為神的浮士丁娜,敬虔的',和小浮士丁娜Faustina Jr.的頭像。
背面:CONSECRATIO,'神聖(化)', 有孔雀一隻。
大小重量:不明。
古羅馬有將逝去的皇帝奉為神明的習俗。除了皇帝,他們的配偶,子女,以及一些親屬亦能享受此一待遇,不過前提就是皇帝本人,或者其繼承人與元老院關係良好。就元老院而言,皇帝的政績及聲望自然就是考慮的主要因素,其他人的話,則常常是為了給皇帝面子而批準,今回為諸君介紹的錢幣正是這兩個原因才發行。
此石雕的髮型亦近於錢幣上的頭像。
小浮士丁娜是哲學皇帝馬可.奧勒良Marcus Aurelius的妻子,兩人於公元145年結婚,並育有十三名子女,可惜多不長壽,其中一個就是日後的昏君康茂多Commodus。而小浮士丁娜的聲譽亦不佳,有毒殺別人的記載,甚至還跟角鬥士等人通姦,還唆使將領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Avidius Cassius的叛亂。但另一方面,她與奧勒良的關係卻不錯,亦經常隨夫出征,深受士兵愛戴之餘又有軍營之母Mater Castrorum的稱號。175年冬天,小浮士丁娜因意外在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省的哈拉拉Halala的一處軍營離世,終年四十六歲,傷心的馬可.奧勒良將哈拉拉易名為浮士丁堡Faustinopolis,並將她的骨灰安葬在羅馬的哈德良陵墓之中,又為她豎像和建廟,開設專門以她的名義收容孤女的學校。

封神的小浮士丁娜亦得以在錢幣上繼續出現。羅馬人認為孔雀乃天后朱諾Juno之鳥,而小浮士丁娜成神就可以見到朱諾,於是在她的封神錢幣上刻上孔雀,看來羅馬人亦有將小浮士丁娜類比為朱諾的意味在內。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渣打五百元'馬毛鏡架'紙幣,1962至1975年

古代錢幣寫得有夠多了,也是時候看看現代的錢幣。

一張品相不甚理想的渣打五百元大鈔,雖沒有發行日期,但人人都知道那是1962至1975年間的發鈔。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不在鈔票印上日期的舉動的確奇怪,但渣打自六十年代初的所有發鈔都以此為習慣,直到十多年後的七十年代中(後)期才恢復在紙幣上印上日期,當中原因無人知曉。
收藏家們稱呼這款渣打的五百元為'馬毛鏡架'。'馬毛'指的是鈔票中央處的那些用來防偽的條狀纖維,'鏡架'則是正面左方的方框,因很像鏡框而得名。不過框中的男子究竟是何方神聖,就連<香港貨幣圖錄>也不知道,喜歡羅馬錢幣到'上腦'的小弟只能猜測那是凱撒'大帝',再不就是希臘神話中的宙斯Zeus,諸君又覺得像不像呢?
不明男子的特寫。
進入六十年代,當五,十與一百元等面值的紙幣都改為'中張'尺寸的時候,匯豐的'光頭佬'和渣打的馬毛鏡架五百元皆依然固我維持戰前的'大棉胎'設計,其中光頭佬只能維持到1969年版,馬毛鏡架則持續至1977年最後一版,較前者還要'長命'。事實上,馬毛鏡架在1934年首次發行,至1977年就已經有四十三年的時間,算是所有香港鈔票中使用最久的款式吧(沒有算錯的話)。

但老實說,馬毛鏡架並不常常發行,通常都是相隔兩三年,多則五年才發行一次,四十年代更只有1947年版,不算無日期版本的話則只有十個發行日期,所以這個四十三年的紀錄看來有些'發水'。另外,這款五百元紙幣還有一個記錄,就是將銀行大班手簽作實的傳統延續至六十年代,對比香港其餘早在戰後便改以機印簽名的鈔票,馬毛鏡架堪稱香港最後的手簽紙幣!
馬毛鏡架在這四十三年之中還是有些分別。除了顏色深淺之外,銀行名稱都由印度新金山中國渣打銀行縮短為渣打銀行,而鈔票的承印也由華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Co.Ltd.改為德拉魯公司De La Rue Co.Ltd.(後者在1961年收購前者的印鈔業務)。
背面是古色古香的海邊帆船圖,遠處還有汽船與倉庫(?)等碼頭的風景,真教人想起電視節目中那清末到民初的時間啊。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還真有滄海桑田的感覺:由民國動蕩、軍閥混戰、列強租界,到抗日戰爭,國共戰爭,再到共產黨將中國支那化劣化...這幅在馬毛鏡架背面的風景就顯得太平靜,祥和得自己也不相信這些圖案都是參考自繪畫的吧。
最後是水印。原來紙幣外邊白色的位置暗藏波浪紋(?)水印,至於正面右方那圓框內的,應該是一副女性的面孔吧,<香港貨幣圖錄>卻稱為戴盔武士頭像,真真要讓諸君看看有多像了。
在小弟眼中,這是一個頭裹包巾,前額有結狀飾物的女性頭像。
紙幣兩面都有一些用途不明的原子筆跡塗鴉。
參見:
羅馬戰士在香港:渣打銀行的五元和十元鈔票



2018年5月1日 星期二

戴克里先退位,公元305年五月

以諸多改革為羅馬帝國續命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因承受不了長期病患,終於在公元305年五月一日宣佈退位,讓他人繼續管治。就這樣,戴克里先的急流勇退也使他成為羅馬史上唯一(?)一個自願從帝位退下來的人。
存世的戴克里先石像。
羅馬錢幣亦有紀念此一大事。以下是一枚福力斯銅幣AE Follis,正面有身穿帝袍的戴克里先肖像,雙手拿著橄欖枝與馬帕mappa,和排列緊湊的刻字D N DIOCLETIANO BAEATISSIMO SEN AVG,'(給)我們的主人戴克里先,最被祝福的資深奧古斯督'。背面是PROVIDENTIA DEORVM QVIES AVGG '眾神的遠見-奧古斯督們的安寧',象徵遠見的女像Providentia(左)伸出手來與右面象徵安寧的Quies(手持枝條與長杖)相站著,底下的T T表明此幣來自堤斯琳Ticinum,即今日意大利北部的帕維亞Pavia。
Quies與幣文之間有一圓點,實為鑄廠暗記。
一些同款錢幣的正面刻字會把'最被祝福的'改為FELICISSIMO'最快樂的',甚至將'資深奧古斯督'的部份也略去。另外,肖像的手與頭部與肩膀不成比例,顯得就如發育不良。

退休後的戴克里先回到故鄉達爾馬提亞Dalmatia(今克羅地亞,與意大利只是一海之隔)的海邊宮殿處生活,又以種菜為樂,從此就沒有對他的記載。即使在三年後因為皇帝人選問題而再於人前露面,戴克里先依然不再戀棧權力,對要他重掌江山的要求不屑一顧。但似乎,戴克里先依然不能因脫離政治而善終:因為根據同期的基督徒史學家拉克坦堤烏斯Lactantius記載,退隱的戴克里先因為知道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四帝共治制度Tetrarchy因人的野心而崩潰,於是就歇斯底理起來,最後絕食而亡。現代的歷史學者常常都以拉克坦堤烏斯的基督教立場來質疑其作品的可靠性,但在戴克里先之死的爭論中卻不能完全推翻是因為神經失常或者自殺的可能,只怕這個不是一個容易解開的歷史之謎。
戴克里先所住宮殿的復原圖,後來發展成今日斯普利特Split市的中心區。
可以肯定的,是戴克里先在公元312年後去世,連妻女也遭到後繼者們的毒手。對努力拯救整個帝國的戴克里先來說,連'禍不及妻女'也無法實現,恐怕他本人也無法接受。然而同情歸同情,他的改革沒有那麼成功倒是事實,在他在位以至在生之年已經呈現敗像,除了上述四帝共治制度的崩潰外,戴克里先在經濟上未能控制物價,因改革而推出的福力斯幣也越見縮水,連對基督教的迫害也不怎樣削弱這一越發興旺的團體,後來的康士坦丁Constantine I索性大開方便之門,將之好好利用。
比起盲目地排斥基督教,康士坦丁的利用政策顯得理智很多。
至於變革成功的地方,諸如君主專制、軍事、稅制、地方管治等等的成果,以至由他所打的多場勝仗,既成功為帝國續命,更有利日後康士坦丁的統治。康士坦丁是四帝共治制的終結者,順利收割戴克里先的成果,可謂笑到最後的贏家。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拿著天秤的手,公元42年

幣值:奎得倫quadrans。
時間:公元42年。
地點:羅馬。
正面:TI CLAVDIVS CAESAR AVG,‘台比留烏斯.克勞狄烏斯.凱撒.奧古斯督’,一隻拿著天秤的手,天秤那裡有PNR刻字。
背面:PON M TR P IMP P P COS II和S C刻字,意義分別為‘(皇帝在出任)大祭司,取得護民官之權,(是)統帥,國家之父,出任第二任執政官’,和‘元老院下令’。
大小重量:18毫米,2.23克。

一枚奎得倫小銅幣,發行時間為克勞狄Claudius在位之初。事實上,這只拿著天秤的手和PNR的意思尚不清楚,較多人接受的說法是pondus nummi restitutum,恢復錢幣的重量。要是跟重量有關的話,那麽天秤圖案就不難理解,不過恢復甚麽錢幣的重量就沒有定論,因為從錢幣上的考古還是沒有發現克勞狄年間的錢幣跟以前的重量有多大分別。

對著這小銅幣,還真有點慨歎,當年在錢幣上宣傳的信息,想必是大事吧,在今天居然不能完全解讀。只能說時間能沖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