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2日 星期六

錢幣上的除憶詛咒

羅馬人有一種懲罰,就是將亡故者的官方記錄除去以作為侮辱,此刑名為'除憶詛咒'或者'抹剎記憶',即damnatio memoriae,。從現存記錄來看,連一些羅馬皇帝亦遭受過此一刑罰,當中就包括卡里古拉Caligula,尼祿Nero與康莫多Commodus等人,帶有他們的樣貌的繪畫或雕像會被毀容,名字會從公共建築上塗去,甚至整座拆毀,錢幣也要被收回等等。只是這種懲罰的效果成疑,後世依然可以從歷史記載中找到這些皇帝的名字和事蹟,存世的錢幣亦成為這些皇帝曾經出現的佐證。反而是某些未被除憶的皇帝,例如戈狄安三世Gordian III等,則因為歷史記錄散失而對他在位其間的事蹟不太了解,對他(們)以至後來說都是無妄之災。

這是菲力普二世Philip II的塞斯特堤烏斯銅幣AE sestertius,正面的肖像就被古人刮了兩條疤痕,背面全身像處就有更多的刮痕。有說菲力普二世跟隨其父菲力普一世Philip I在戰場上陣亡,另一說法是菲力普一世陣亡後,禁衛軍見風駛舵將留在羅馬城的菲力普二世殺掉,總之名正言順成為皇帝的德西烏斯Decius對菲力普一世行處除憶詛咒,他的兒子亦一拼遭受此一刑罰。
這枚銅幣就是見證。
刀痕一目了然。
其實那枚塞斯特堤烏斯算輕傷了。這枚亞斯銅幣AE as上的尼祿頭像就被人用刀捅了很多次。
(圖片來源:Romae Aeternae Numismatics)
薛珍烏斯Sejanus是台比留Tiberius的寵臣兼禁衛軍長官,結果後者清算了前者,於是一些刻在錢幣背面的薛珍烏斯的名字就被磨去。 
(圖片來源:Forvm Ancient Coins)
即使印度人樂於接收更仿造了羅馬的奧維烏斯金幣AV Aureus,但為了宣示自己的主權,印度人還是會在正面的羅馬元首像劃上一刀以作藐視。
直至現代還有把某人的面孔或記錄抹去的舉動。至於在錢幣上劃痕,根本就是惡作劇吧。
事頭婆得罪咗邊個啊?

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2017年香港五毫

這枚新五毫本應金光閃閃,卻因為攝影效果的問題,從照片來看就沒有那麼閃亮。
很快小弟也發現了2017年的五毫硬幣。將之與2015年版的五毫比較,便能發現最新版硬幣的背面的線條較粗,致使下方右部的'CENTS'等字母間的空位更少,而正面的市花圖案則變得柔和。

在聖誕前夕的這刻回顧一下,2017年版的香港新硬幣其實只差二毫,是沒有鑄造還是沒有流出則不知道。在此小弟也祝願諸君聖誕快樂,及新年進步。

2017年香港硬幣,參見:
一毫,一元,五元,二元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終於找到2017年香港二元

2017年香港二元。
得知2017年港幣二元流出之後,小弟也多加留意其踪影,只是一直苦無機會,直到上星期的時候才經找贖得到一枚。置於手中細看,即時發現背面下方'DOLLARS'字樣的'A'字,與幣緣那突出的邊框甚近。
圖下的是2015年的二元。
這一次'L'跟'A'的距離甚近。
隨了A字與邊框的距離,這張圖既顯示了'L'字的變化,也能看見2017年版的字體較2015年版幼。
就這枚二元的觀察,兩面的邊框不如2015年般粗,正面的紫荊花圖案也沒有那麼有力,當然'花面貓'的毛病尚在,但還沒有五元那樣離譜。
相比之下,圖右2015年版的紫荊花就有用力過度的感覺。

2018年11月5日 星期一

遲來的2017年香港五元

硬幣兩面底部的英文字的頂部還有些微模糊。
在網友的提點之後,小弟終於從隧道的收費亭找來一個全新的2017年五元。雖然沒有什麼期望,但當小弟將之放在眼前,細看它的鑄工會否像其餘的一毫、五毫、一元和二元新幣的時候,看到的居然又是亮麗得來風霜滿面的幣面。也就是說,這是2013那批五元的再版。
左面的是2017年而右面是2015年版,紅線部份就是凹位的範圍。
看到如此品相,小弟也沒有心機仔細找出它與舊幣的不同之處,不過正背兩面外邊變粗還是一望就知的。 另外,新五元的安全邊也出現了些微變化,就是'FIVE'和'DOLLARS'之間,與'圓'字和'HONG'之間的兩處凹位都不見了。
正面紫荊花的圖案沒有什麼變化,不如其他新幣般清晰有力。
面對著這枚五元,小弟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只有五元新幣才會有這種現像?而其他面值卻沒有這樣差勁呢?對英國皇家鑄幣局來說,另造新模或者品質控制會是那麼困難的嗎?若然是,又為什麼其他新幣沒有這種情況,唯獨五元才有呢?香港的五元硬幣難以鑄造是吧?還是金管局認為只有'港豬'才會用所以就隨便收貨呢?是的話,又何需大費周章設計那些2018年款紙幣讓香港人駡個狗血淋頭呢?

特別多謝manlok的提示。小弟亦不希望遲些會見到比這枚更差,連刻字和圖案都不見的2017年五元。

參見:
鑄功奇差的2013年五元硬幣

(小弟滿以為所有2017年五元都取消了安全邊那兩處凹位,然而小弟還是發現了一枚擁有兩處凹位的新五元硬幣。根據小弟的觀察,2017年五元還是以沒有凹位的佔了絕大多數,有的就只有圖中這一枚而矣,當然這不是嚴謹的科學數據分析,所以諸君還是自行數算好了。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沒有兩處凹位的2017年五元,其安全邊那'圓'和'HONG'之間的位置,是有一處凸出的短小橫紋,只是小弟當初沒有說明,現在一併說清楚吧。2019年三月十九日)
同是2017年的新五元,一枚的圓和HONG之間尚有凹位(見紅線),一枚則只有凸出的短小橫紋(見綠箭嘴)。
一枚的FIVE和DOLLARS之間有一凹位,一枚則只有狹又長的空位。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瘟疫隨勝利而來

羅馬帝國在中亞的一個宿敵,就是被稱為‘安息’的帕提亞Parthia,兩國經常為了邊境之間的亞美尼亞Armenia王國的控制權而發生衝突。當安東尼烏斯.彼爾烏斯Antoninus Pius在公元161年去世後,帕提亞王窩洛伽西斯四世Vologases IV出兵亞美尼亞,把原來的國王趕走,另立一位傀儡為新國王,先伏擊由羅馬駐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總督率領前來進攻的軍團,再擊退敘利亞Syria總督的反攻部隊,新一輪戰爭實在不能避免。

最終贏得這場戰爭的是羅馬帝國,羅馬人自然在錢幣上宣傳這一次勝利:例如這一枚第納爾denarius銀幣的背面圖案,就是勝利女神Victory一手拿著象徵和平的棕櫚枝,一手扶著放在矮柱上,刻有VIC PAR的盾牌。VIC PAR的中文意思為‘對帕提亞的勝利’,而TR P XX IMP IIII COS III是皇帝馬可.奧勒良Marcus Aurelian正在出任的官職和次數,表示他‘第二十次取得護民官之權,第四次成為統帥,第三次出任執政官’,算起來即是公元165年十二月至166年十二月左右。
除了背面的圖文,連銀幣正面圍繞著皇帝肖像的銜號也帶出戰勝帕提亞的訊息和時間。把M ANTONINVS AVG ARM PARTH MAX翻譯出來就是‘馬庫斯.安東尼烏斯.奧古斯督.亞美尼亞庫斯.偉大的帕提庫斯’,當中的‘亞美尼亞庫斯’Armeniacus和‘偉大的帕提庫斯’Parthicus Maximus指出了皇帝正在率領的軍事行動–跟亞美尼亞和帕提亞作戰,也可以是戰勝了亞美尼亞和帕提亞。

除了勝利女神,羅馬人在錢幣上對亞美尼亞/帕提亞的戰爭宣傳還包括戰俘。請看這第納爾的背面,最底下刻著ARMEN的字樣表示那個坐在地上飲泣的戰俘就是亞美尼亞,其身後的是盾牌和軍旗,刻字P M TR P XIX IMP II COS III表示皇帝‘(正在出任)大祭司,第十九次取得護民官之權,第二次成為(勝利的)統帥,第三次出任執政官’,時間大概是公元164至165年左右。
正面就刻馬可.奧勒良的肖像和ANTONINVS AVG ARMENIACVS‘安東尼烏斯.奧古斯督.亞美尼亞庫斯’等字母,尚未有PARTH MAX‘偉大的帕提庫斯’的稱號。(圖片來源:http://www.wildwinds.com/coins)
只是,這一次的作戰勝利還為羅馬帝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先看看這場戰事的發展。亞美尼亞都城亞他薩他Artaxata在163年被羅馬軍團攻陷,除了另建新都更另立一位新的亞美尼亞國王。但帕提亞並未就此罷休,改變目標侵佔當時在亞美尼亞附近的另一羅馬屬國奧斯若尼Osroene,另立新王取代以往的國王。於是羅馬軍團先佔領幼發拉底Euphrates河北岸的地方,再以包圍的方式向奧斯若尼的都城埃德薩Edassa進攻。

帕提亞人又一次被擊退,先前被廢的奧斯若尼國王也奪回王位,羅馬部隊就繼續深入帕提亞國境,沿兩河流域推進,終於在公元165年十二月兵臨底格裡斯河R.Tigris兩岸的泰西封(也譯錫西封)Ctesiphon和塞留西亞Selecuia城。據悉當時正在圍攻塞留西亞的羅馬士兵,忽然陸續出現發燒,肚瀉,喉嚨發炎等等症狀,大概在染病後的第八至九日皮膚開始出疹,會乾掉也會長膿,最終不治。但羅馬軍隊還是攻陷了這兩個地方,以破壞和搶掠作為報復後班師回朝去了。

現代的專家們根據古藉記錄的症狀來看,估計當時羅馬士兵所感染的是天花或者麻疹。隨著這些從東方戰場歸來的士兵返回原來的防區,羅馬各地陸續有平民染病,最終傳遍帝國各地,形成難以收拾的大瘟疫,為禍時間長達十五年,至公元180年代左右。因為這場瘟疫在馬可.奧勒良年間爆發,歷史學家就以皇帝本人的名字來稱呼,名為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了。
馬可.奧勒良是鼎盛時代統治羅馬的的‘五賢君’之一,但其統治亦被視為麻煩與不幸的開始,當中影響最深的,看來就是這場大瘟疫。疫症的影響明顯不過,就是為整個帝國帶來死亡。活在當時的歷史學者戴奧.卡西烏斯Dio Cassius記載,單在羅馬城就有1/4的人囗遭到感染,每天有二千人死亡。在一些省份地區,因為這場瘟疫的死亡人數更加高達1/3,甚至現代的學者們估計,整個帝國在安東尼瘟疫的死亡人囗為五百萬–在古代來說已經是無法想像。
安東尼瘟疫的死者被埋於亂葬崗中。
人囗減少自然生產力減弱,帶來的影響還包括稅收下降,貿易衰退,動遙了羅馬帝國的經濟力量。這一次遠征帕提亞的兵力是從北部萊茵河和多瑙河邊界調動過來,造成當地的防務空虛,為日爾曼族Germans的大舉進侵製造了大好機會(另外的原因是哥德人Goths的進迫把他們推向南方的帝國邊界),此時的羅馬軍團正因為瘟疫而死傷嚴重,戰鬥力減弱,對日爾曼人的戰爭只能延至169年才開始。這就是馬可.奧勒良直到180年逝世為止也一直在多瑙河前線指揮作戰的原因,不過他的兒子康莫德Commodus在繼位後不久就放棄這場戰鬥,當然已經是後話了。

要是說安東尼瘟疫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影響可以恢復元(跟瘟疫之前一樣??)的話,那麽文化上的衰落就一定無可挽救:固有的風俗習慣,信仰觀念,身心追求,以至各樣生活技藝都隨著人們的大規模死亡而煙消雲散,嘎然而止,就此步入衰落,對西方的古典文章實在是一大打擊。

塞翁得馬,焉知是福?大概羅馬人們沒想過這次戰爭會把可怕的瘟疫帶進自己的國家吧。越看就越覺在銀幣背面的勝利女神很像死亡的使者,跟羅馬人見面呢。

忽然也想到一些題外話,就是香港現在雖然沒有發生瘟疫,但港共政權故意讓大量劣質人口增加,長此下去原來香港本土的意識形態還不是會漸漸被外來的所取代嗎?這算不算是另類的瘟疫呢?當然2003年的恐怖疫症還是不堪回首但又忘記不了的。過去的常常恐怕會回來, 君不見常常都有什麼禽流感的報導嗎?至於現在的, 除了人口過量, 官員無能及政治混亂的人禍(另類的瘟疫!?) 還是解決不了。活在這裡久了,還真是越來越不想看到, 但又不得不知的所謂的新聞消息了。

2018年10月2日 星期二

回望紫色五十元港幣

偶爾無聊,都會打開放置錢幣的'寶箱',欣賞那一張張猶如相片般記錄了舊日香港的紙幣,這一次就是五張紫色的五十元。紫色五十元的發行年份為1985至2002年,十八年的時間,角式乃輔助十和二十元之用,發行量最少,要在當年的市面遇上一張亦非易事,加上小弟年紀尚幼,無賺錢能力,能得到一張五十元還真不容易,所以小弟在用掉之前都會多看幾眼。

諸君可以從這張五十元的正面全相,看得出匯豐1985年系列的紙幣,依然帶有該行七十年代一百到一千元的身影,但更為先進和美觀。
在匯豐的初代細張紙幣之中,二十,一百和一千出現過顏色不同的小改款,十,五十和五百則沒有。
小時候的一個傍晚,父親吩咐小弟跑腿到街市的雜貨鋪買豉油,給的就是一張這樣的五十元,而且是簇新的。離開家門在大堂等待電梯的時候,小弟一直把視線集中在那張紙幣上,除了翻來轉去看看紙幣上的字句與圖案,又在燈光下細看防偽的水印和金屬線,還放在鼻前'嗦'呢。這就是匯豐的紫色五十元為小弟帶來的童年回憶吧。

若說正面保留了匯豐七十年代的鈔票格局,那麼背面就有更多耳目一新的變化,連落成不久的第四代總部大廈也能夠適時登場,更覺時尚摩登,而右面那圓框內的構圖同時為紙幣添上本地的味道,香港的特色也就在隨此流傳。
小弟兒時因為這些紙幣的構圖,總以為匯豐總行大樓直接面著一座青翠的高山(太平山),然而太平山與此大廈之間還有一些建築物存在,與小弟的想像極為不同。
五十元背右的龍舟競渡圖與同期其他面值紙幣的繪圖份屬不同類型:就是一千元的立法局、五百元的港督府、一百元的虎豹別墅和二十元的尖沙咀鐘樓都是對地上建築物或風景的描繪,只有十元的帆船及貨船圖和五十元的龍舟競渡是全然屬於水上,當中又以五十元像人物的動態描繪多於對景色的描畫。事實上匯豐也沒有明言不同面值紙幣的圖案之間有什麼關聯,這就像謎語或拼圖般值得玩味了。另外一個分類方法,就是將十元和二十元歸類為港口,五十和一百為傳統,五百和一千為權力或建築。
左上的龍舟的鼓手坐在中間位置,看來這兩條龍舟都屬較大型者。
將要接管香港的支國不願看見太多英國殖民地的色彩,於是匯豐在1993年發行新的,即是第二代'細張'鈔票,以銅獅的圖案取代帶有皇冠的銀行紋章。那是一張2002年匯豐五十元的正面,左方有精神威猛的銅獅施迪Stitt,中間的港島海旁景色即使作為背景亦無礙人們一窺九十年代香港的景氣,將兩者合起來看,就像施迪凝望著維港,意味匯豐與香港的繁榮密不可分。右方的水印為張嘴的史提芬Stephen,與施迪遙遙對望,符合這對銅獅與匯豐的形像之餘也猶如守衛香港一樣。由小至大排列的號碼也為紙幣多添幾分摩登的時代動感。
匯豐自1993年款的紙幣起印上'憑票即付'及'承董事會命'等中文字眼,使香港人明白那些例必在港幣上出現的英文語句的意思之餘,也多了幾分本地的味道。
究竟1993年款的匯豐紙幣有多少隻銅獅呢?答案是六隻。原來印在票背的匯豐總行大廈的底部就隱藏了一對銅獅,只以小點的形態出現,不用放大鏡細看的話便很容易忽略過去,所以很多人也就發現不到。
首先在發鈔上標示版權的是匯豐銀行。事緣九十年代中期,市面上出現了以舊款匯豐紙幣為藍本的玩具紙鈔,比如說以明星或卡通人物的圖片取代銀行的紋章等等,匯豐便以損害形像和偽鈔嫌疑等理由取締這些玩具,又從1995年版的紙幣開始印上版權標示。渣打和中銀的鈔票要到2003年更換設計時才有同類的東西。
將兩代匯豐五十元的背面的龍舟競渡圖相比,1993年款富有當年時尚的電腦構圖感覺,以線條為構圖主調,感覺硬朗;1985年款則傳統味濃,光暗分明而觀感柔和。當港幣在2003年改版後人們以為扒龍舟不會再成為鈔票的構圖,匯豐卻在2010年系列的千元'金牛'的背面印上龍舟競渡的圖案,又配上'端午'為題。如以現在的說話表達,2010年款一千元就如高清電視的播放畫面,不論光暗與線條亦能兼顧,活靈活現,1993年款五十元就如上所述,像九十年代的電腦製作圖,而1985年款五十元就更像那個年代的彩色電視,螢幕顯示的色彩多於線條。畢竟科技在二十多年時間也進步不少。
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以往不能細膩表現的部份在今天已不是難題。此圖已清楚顯示二十五年的進步空間有多大。
匯豐的紙幣在千禧年代的香港市面還是佔了絕大多數,要自然地遇上(指購物時經找贖得到)一張該行的五十元已經有一定難度,若然要得到渣打或中銀的當然難上加難。與匯豐相比,渣打的初代細張紙幣更明顯地延續了自家末代中張的特式,很多相同的元素在日後的渣打發鈔上繼續出現。即使如此,這隻踩波(戲球)的獅子和牠鎮守的五十元還是經歷了較明顯的改變,就是由藍色變成紫色,不過就顯得更有神氣,人見人愛了。當然中張不屬我們的討論範圍,所以我們現在就看看正面的全相。
與匯豐和中銀不同的是,渣打在九十年代仍然有單字母字軌的鈔票出現,後來也沒有了。
然後是背面。
即使渣打的第三代總部大廈已於1987年拆卸,但其形像依然留在渣打紙幣的背面至1992年。
但坦白說,小弟對這款帶紋章的渣打五十元沒有甚麼記憶,反而對十元和廿元的印像還有一點,這可能是兒時能接觸金錢就只有農曆新年和平日跑腿的時間,使小弟一有機會便緊盯這些接觸不多但又非常吸引的錢幣。
記得中學時讀報,得知有人以渣打的五十元參加美術比賽,當中位於右方的獅子是立體的小雕像,而那份作品好像又奪得獎項。
升讀中學以後,接觸金錢的機會增多,這時的渣打紙鈔早以略作改動,正面的就有:
舊款的渣打紙幣被香港的收藏家稱為'長棍',源於正面最左方那刻有幾何條紋的長條,由底部一直伸延至上角處那面額數字的背後。自1993年系列開始,那條長條不再伸延至數字的背後,故又有'短棍'之稱。
Hong Kong的擺位也出現變化,這圖亦正好表現了新舊鈔票的顏色減淡現像。
背面的變化較正面明顯。不得不說,即使渣打鈔票的背面很是簡單,但其可塑性高,只要將紋章換成紫荊花朵便可,不像匯豐的紙幣需要重新設計。
甚麼是'簡單就是美'呢?這一代渣打紙幣的背面就是一個例子。
對小弟來說,當然是渣打的皇家紋章好看過紫荊花朵很多啦。頂上的方格也物盡其用成為'香港渣打銀行'六字。
兩代渣打總行大樓。雖然線條幼細,然而光暗位置的描繪與四圍的色澤又使舊總行大樓看來被詭異的氣氛所包圍;新大樓以粗擴的線條繪畫,現代而簡約。同時'伍拾圓'和'50'等字的色澤亦變深。
小弟對支資機構一向都沒有好感,但不得不承認,中銀紙幣的設計其實不差,尤其是背面佔票幅三分二的風景圖,生動地展現了香港獨特的一面之餘,也開創了日後港鈔設計的先河。在1994年款中銀五十元的背面就是灣仔的海底隧道入口,往九龍方向還能見到一段車龍哩。猶記得九十年代中期的早上,某電視台的早晨節目都會報導香港不同交通要點的狀況,海底隧道的出入口必然在內--而且都是擠塞的,當年還處於童年的小弟只覺事不關己,還趁著父母外出工作時偷玩遊戲機和偷看電視哩。直至近年駕車,經常駛經紅隧和東區走廊(見背面風景圖的右上角),飽受塞車之苦的時候,方才發現童年時那份簡單的心是多麼的天真和奢侈。
從這個角度應該遠眺到啟德機場的跑道,就在'中國銀行'四字的正下方,只是沒有刻劃出來,反而這個系列的一千元背面的中區風景圖就描繪了一點點啟德跑道的輪廓。啟德機場其實也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標誌之一。
中銀高層向來在發鈔上以中文簽署,而且字體細小,不如匯豐和渣打大班的英文簽名般飛逸順暢。
中銀在香港的首次發鈔在1994,屬第二代的'細張'港鈔。 若要找出1994款中銀紙幣在正面的特色,那就應該把目光集中在正中的部份:先是下部的花卉,不同面值有不同品種,在五十元的是菊花;然後是由'見票即付'一句到菊花圖案之間的背景構圖,也是不同面值有不同色彩;最後是頂部'中國銀行'四字後面的紫荊花背景:二十,五十和一百元的是一款,五百和一千元則是另外一款。
根據觀察,二十至一百元等低面值紙幣的紫荊花有明確且分開的花瓣和花蕊,五百和千元大鈔的紫荊花就只有輪廓,花瓣和花蕊連在一起。
說到正面處,自然要說說那個簽名的香港分行總經理--劉金寶了。據云此人曾經促成中銀在香港的重組和上市,然後又因貪污等罪名失勢,真不知道是他罪行嚴重還是支共過橋抽板的一貫做法。總之由2003年系列開始,中銀鈔票正背都印上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名稱,簡稱為中銀香港。

隨著港共政權在2002年發行'花蟹'十元紙幣,加上香港紙幣需要改版,五十元的色調就在2003年系列起改為綠色,渣打的踩波獅子也就此與羅馬兵水印雙雙退下。然而綠色的五十元又與匯豐及渣打的'青蟹'十元接近,故有時評港共'阿茂整餅'--無嗰樣整嗰樣,後來香港人也就習慣了。至於五十元,則一直是輔助的角式,數量不如十元和二十元般普及,要到2010年改版後才有更多機會在市面找到。

小弟生性懶散,很多文章不是拖泥帶水很久才完成,就是業已'爛尾'不知能否寫完的狀態,畢竟吃飯緊要,遊戲性質的事只能放到一旁。直至2018年系列,即是第五代的'細張'港鈔發佈之後,小弟方發現最後的紫色五十元(2002年版)至今已經有十五六年了,不得不感嘆時光的飛逝。於是小弟就只能盡快趕工,希望在新鈔流通前跟諸君分享一下這些不太常見的五十元吧。

參見: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

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首次鑄幣

來自馬卡比家族Maccabean family的約翰海卡勒斯John Hyrcanus,以塞琉古國王安提克七世King Antiochus VII of Seleucid Empire 的名義所鑄的銅幣。在特美堤斯二世Demetrius II在公元前138年被帕提亞人擄去後,安提克七世就成為國王。他登位後就對叛將戴奧多圖斯Diodotus(也稱泰豐Tryphon),先和馬卡比家族的西門Simon結和。當戰局呈現勝景的時候,安提克七世即時與西門反目;在勒索失敗後便派兵進犯,卻被西門的兒子猶大Judah和約翰John所擊敗。一段時間後安提克七世再次出兵並進犯耶路撒冷,不得矣約翰海卡勒斯只得接受荷求以換取和平:放下武器,臣服於塞琉古王朝(不過自治),再交出500他連得talent的銀兩(一他連得等同今天34公斤,500他連得即是17000公斤)。據說約翰海卡勒斯要發掘所羅門王陵墓來支付此一賠款。在公元前129年,安提克七世在對帕提亞人的戰爭中陣亡,年35歲。他的兄弟特美堤斯二世雖然逃回敘利亞再當國王,卻掉了東方的土地如美索不大米亞Mesopotamia等等;敘利亞和馬卡比的主臣關係也淡化下來。

現在從鑄幣這一象徵主權的活動來看。其實在特美堤斯二世第一次作塞琉古國王的時候(被擄前)就已經承認馬卡比家族在猶太地區的獨立,西門馬卡比更被獲准自行鑄幣,可惜西門沒有實行此一權力。在公元前132年,安提克七世准許約翰海卡勒斯自行鑄幣-唯一的條件是要以安提克七世的名義發行。就在這個環境下,第一款由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鑄造並流通的錢幣面世了。正面有一朵象徵耶路撒冷城的蘭花lily;後面有一象徵統治權或海軍的船錨anchor,下有字體圖monogram (或者稱為花押字)為ΒΠΡ,即塞琉古王朝的第182年,公元前131至130年的時間。左右的刻字為希臘文ΒΑΣΙΛΕΩΣ ΑΝΤΙΟΧΟΥ ΕΥΕΡΓΕΤΟΥ即是‘國王安堤克(七世),仁慈的’
這款銅幣的意義不單如此,又代表了從希臘過渡到以色列自己的貨幣制度/特色:和其他敘利亞的錢幣不同,這銅幣沒有君王人物或異邦神氏的形像。雖然這是因為以色列人的信仰原故,但不能保證以後的猶太幣完全沒有以上的圖案,須知道希臘文化對猶太人的影響也不少。

約翰海卡勒斯只在公元前132至130年間鑄造過這些刻上蘭花和船錨的圖案。從130年開始,敘利亞國王准許海卡勒斯以自己的名義造錢,海卡勒斯再把錢幣的圖案換掉,改成另外的樣子。這些新幣也有另外的第一:首款以色列政權自行發行的錢幣。也從此開始,新的銅幣也有自己的名稱,叫普他prutah;在 132至130年發行的錢幣就依然算是希臘錢幣,故稱為AE14(因為它的直徑是14毫米)。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塞拉彼斯與刻耳泊洛斯

一枚造於下摩西亞Moesia Inferior行省的大銅幣,正面有皇帝戈狄安三世Gordian III及其妻子妲魁利娜Tranquillina的'面對面vis-a-vis'頭像,完整的希臘文刻字為AVT K M ANT ΓOPΔIANOC和AVΓ CE TPANKVΛΛEINA,分別是'統帥凱撒.馬庫斯.安東尼烏斯'和'奧古斯塔.沙賓娜.妲魁利娜'。背面是塞拉彼斯Serapis神的坐像,手執長杖,腳旁有刻耳泊洛斯Cerberus,刻文MHTPOΠONTOV TOMEΩC看來就是此幣的鑄造地點,即湯米斯Tomis城,而長杖與刻字之間的Δ<乃幣值符號,標明此銅幣等於四枚半亞斯assaria(單數寫法為assarion,為羅馬亞斯as的希臘文寫法)。
正面有些移位但無礙我們對它的了解。
多米斯是黑海西岸的古城之一,即現今羅馬尼亞的康士坦察Constanta城。在公元二世紀末開始,多米斯城曾鑄造過一系列只在當地流通的銅幣,幣值由二至五亞斯都有,但四枚半亞斯的確有點奇怪,故有學者由此推論一枚第納爾denarius在當地可換十八而非正常的十六亞斯。由多米斯鑄造的銅幣不在帝國全境流通,只屬行省錢幣Roman provincial coinage,其特別之處就是將幣值刻在背面,在古代的鑄幣來說可謂少見。
錢幣上的三頭犬的特寫。
雖然工匠將刻耳泊洛斯雕刻得很細小,但我們依然看見牠大致的輪廓:一身,三頸,三頭,有耳朵和張開的口。刻耳泊洛斯是希臘神話中負責在冥河岸邊看守地府入口的惡犬,只許死人進入而不容離開,然而還是有幾人能成功挑戰牠,主要都是以催眠的方式使之昏睡後往還冥府與人間。
大力士海格力斯Heracles曾徒手制服刻耳泊洛斯並將之帶到人間,後來將之放回。
刻耳泊洛斯的主人自然就是冥王哈迪斯Hades,不過在這枚銅幣上的卻常常被認為是塞拉彼斯神。這個塞拉彼斯原來自埃及,由原來的冥神歐西里斯Osiris和阿彼斯Apis神牛以及其他神祇合成,後來希臘的托勒密王朝Ptolemy dynasty統治埃及時將之發揚光大,賦予希臘式的樣子後將之帶到希臘世界,而希臘人亦因其歐西里斯的內涵而視之為哈迪斯。在當時來說,人們並不介意神祇之間的混合與創新,他們認為神靈的名字或外表縱使不同,但其實內理都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東西,不然就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想法作崇,其實問題不大。
哈迪斯與刻耳泊洛斯的石像。
這枚銅幣應在公元241至244年間鑄造。多米斯城在幾年後也停止鑄幣。

2018年8月8日 星期三

2017年香港一元

2017年香港一元全相。
上星期三凌晨買糖水時赫然找來一個最新的2017年一元硬幣。回家後以2015年一元與之作個對比,新硬幣正面年份的刻字又變得橫闊,當中以'2'和'0'最為明顯,更有朝氣,連'1'字也截然不同。至於總距(指由開首的'2'至最後的'7'或'5'所佔的空間),'2017'四字的則與'2015'一樣。
2017與2015的不同,一目了然。
其實,2017年的年份刻字與2013年甚為相近。之所以不說是一樣,原因還是在於'2','0'和'1'這三個字:新版'鴨仔2'的'鴨頸'近'鴨身'處較幼,而'鴨身'至'鴨尾'的上部線條呈平,不像13年版那般粗;'0'字則以13年較粗且突出,17年版就幼些又平些;'1'字也是17年版為斯文。
只有最尾的3字與7字不能比較。
除此之外,下方'ONE'字樣中的'E'字與'DOLLAR'中的兩個'L'亦各有不同。
從這圖可見不同年份的一元都有不同的鑄功:底下為2013年,字體玲瓏浮突,視感圓潤;中為2015年,字體'頭重腳輕';2017年則甚為方正自然。
這是與1998年(圖下)的比較,可對照上圖。
 新版一元背面的洋紫荊圖案的線條也不如2015版般深刻,變回柔和舒服。
右為2015年一元,可見洋紫荊花瓣的線條甚深。
對諸君來說,一元就是一元,不論新舊,又有甚麼好比較呢?的確,這種對比確實很無聊,然而打發時間正是小弟的一人興趣小組的目的,所以這種無聊的事還是讓小弟代勞吧。

參見:
2015年香港一元
2013年香港一元
2015年香港二元
2015年香港五毫
2017年香港一毫

2018年7月21日 星期六

一些日本軍票的版別與歷史

日本人宣傳自己侵略事蹟的刊物。(圖片來源:痞客邦)

經濟戰:日本軍票的出現
日本軍票都會讓人回想起1930至194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不過日本在侵華戰爭初期並不使用軍票,乃使用朝鮮銀行券和日本銀行券(日銀券),前者在華北而後者在華中戰區。為防這些在華中大量流通的日銀券回流日本本土,日本政府就嚴格限制日銀券的流量,結果令那些在華中湧現的日銀券貶值,也就拖低了日銀券跟英鎊與美元的匯率。聰明的猶太人見到這種情況,就把正在華中流通的日銀券偷運回日本,兌換英鎊與美元來賺回差價,結果大量日銀券回流日本,造成通貨膨脹之餘,又消耗日本原來的金和外匯儲備,嚴重影響日本購買軍用物資的力量,於是日本政府就改變方針使用軍票了。日本學者小林英夫所著的文章<軍票的歷史和本質>(載於<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一書內)指出,當時:

日本決策當局的理論是十分利己的,在外地發生通貨膨脹,他們絲毫也不介意,只是十分擔心外地的貨幣,外地的通脹波及日本國內…’。

所謂‘軍票’只是簡稱,全稱實為‘軍用手票’,是一種軍用的代幣,首次對外發行的時間為中日甲午戰爭的時候,最初被稱為‘軍用切符’,直到日本在一戰期間佔領青島才改稱軍用手票。日本軍票本身就全無價值可言,既沒有任何儲備也沒有固定的發行地點,不能兌換日圓以至任何貨幣,人們若非因為日本的武力強迫就根本不會接受。小林教授概括了軍票的作用是‘為了方便調配物資或管理佔領地市場’:

…大量使用軍票的做法…在於日軍的本質…最大特徵是“現地調辦”,即在戰區當地準備糧秣。只有少數必須品是由本國供應的,其他都在當地解決。

以上字看起來會覺得日本政府很經濟實惠,精打細算。說的難聽一點,就是日本國力有限,每次對外擴張都會消耗極大的國力,卻仍不甘心放棄以暴力擴張的立場,自然就會盡量減少侵略的物資與費用,甚至轉嫁至被侵略地方的人民那裡來削弱當地的經濟,也就是上述‘現地調辦’的真相,但這不過是日本大量使用軍票的一個表面原因而矣。

日本人不單在戰場上跟中國軍隊作戰,還需要跟當時正在中國各地流通的‘法幣’作戰,方法就是以不斷升值的換算率,和一貫使用的強暴手法來換取佔領區內的法幣:先從1939年的一元法幣兌一圓軍票,至1940年的100:77和1942年的100:8的比率,到後來完全禁止的方法來搜刮法幣,然後將得到的法幣送往其他地方購買物資以供軍需或運送回國,從而打擊國民政府在各處的補給力量。於是,這場侵略戰中附帶的經濟戰也就變成物資爭奪戰,既搾乾中國人的財產,還以此打擊法幣來破壞中國經濟和整體抵抗能力,難怪日本會大肆印刷軍票了,真是一舉多得。

一些軍票的實物 

(圖片來源:www.goodly.jp)
這一部份將會介紹的軍票都只有中國戰場流通,所以被稱為日中戰爭,或支那事變軍票。日本在華開始使用軍票,是柳川平助中將所率領的日本第十軍在1937年十一月登陸杭州灣的時候。當時日軍所使用的是甲號軍票,印製差劣,票幅直向且刻上龍鳳的簡單設計和‘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的日期,跟之前的軍票基本相同。

隨後被日軍攻佔的地方越來越多,戰線越拉越長,甲號日本軍票的數量不敷應用, 甚至出現偽幣,加上日本軍隊和政府決定更廣泛地在華使用更多軍票,於是新一款的乙號軍票就於1938年八月出籠。乙號軍票跟當時的日銀券設計一樣,就是為了使中國人覺得軍票和日銀券一樣有信用可言,不同的只是軍票沒有印上獨立的版別和識別號碼。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並不是把正在流通的日本紙幣注銷改為軍票用途,而可能在設計和印刷的時候沿用本土的紙幣設計,但劃去與軍票作用不符的東西。


以下的兩張軍票就是1938年八月首次發行的乙號軍票,面值分別為一圓和十圓,即可看見乙號軍票的另一特點,就是以用紅線劃去鈔票的正背的‘日本銀行’,‘日本銀行兌換(銀)券’和相關的字眼及官方印鑑,並且用紅色油墨在正背兩面加蓋‘軍用手票’,‘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和相關的宣告字眼,有‘此票一到即換正面所開日本通貨’和‘如有偽造變造仿造或知情使用者均應重罰不貸’等的字樣,與日本本土的紙幣分別起來。
正面右邊的武內大臣其實是武內宿禰,相傳活了近三百歲。
背面左方和正面中間的是一枚當時的一圓銀幣的圖案,表現這種紙幣在當時(1889年)等同一枚一圓銀幣。
所謂的乙號,丙號其實是用以分辨日銀券和軍票的版別分類。這種乙號一圓軍票的設計其實和1889年五月(至1916年??)發行的乙號一圓日銀銀券一樣。

乙號十圓軍票的設計和1930年五月發行的丙號十圓日銀券其實一樣,印上一個叫和氣清麻呂的古代官員的肖像,生於公元八世紀的奈良時代。被紅線劃去的字句‘此券引換之金貨拾圓相渡可申候’的意思為‘憑票可換十圓金’。
和氣清麻呂的形像其實不錯,只可惜軍票乃邪惡之物。
背面為護王神社的正門。
從這張丙號十圓軍票就可知道丙號和乙號軍票之間的分別,就是略去了以紅線劃去的正式名稱,字句與印鑑,只用紅色油墨印上‘軍用手票’等的字眼。從時間來看,丙號軍票的出現只遲過乙號軍票一個月的時間,於1938年九月發行。
與其印出來再用刪去,不如將那些部份直接略去。
背面要略去的部份不多,故比較自然。
 一篇名為<侵華罪證日本軍用手票>的網上文章解釋了為什麼出現如此變化,現節錄如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向中國大量增兵,對中國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軍費開支急劇上升,原有的軍票儲備不足,日本政府就用當時國內的十,五,一圓三種紙幣用紅杠(HT按:即紅線)抹消“日本銀行兌換券”的字樣,加印紅色大字“軍用手票”四字,又在下部加印紅色“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等字,急運來華,解燃眉之急。這種用紅杠抹消日本國名的軍票傳到中國百姓手中,百姓中傳說:“在中國只有人要被槍斃或者砍頭時,名字在會被朱筆劃掉,小鬼子用紅杠劃掉自已的國名,小日本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啦!”這種貶意詞的話傳到日軍中,日本軍官也自覺不妥,消息傳到日本,印鈔廠就趕緊改正,把原來“日本銀行兌換券”的七個字挖去,把紅字 “大日本帝國政府”七字印在被挖去字的空位上。


丙號五圓軍票的設計源自丁號五圓日銀券。
正面右方是被稱為‘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一位平安時代的大學者和官員,而左方的北野天滿宮是主祭菅原道真的神社,位於京都。
在發行乙和丙號軍票的同時,丁號的小面值軍票也開始出現,面值計有五十錢,十錢,五錢和一錢,一圓或以上等較大面值的丁號軍票則是到1939年五月才出現。之所以出現新款的丁號軍票,其實跟中國人的仇日情緒有關,<侵華罪證日本軍用手票>寫道:

但這二套加印紅字的軍票(HT按: 即乙號和丙號軍票)給老百姓的感觀剌激是一種血淋淋的掠奪票,中國百姓…也不喜使用這種“滴血”軍票,日佔區的中國百姓不喜歡使用軍票,另有一種說法:“這手紙上的人頭是它們小日本的老祖宗,與中國人啥相幹!”手票被稱為手紙,這是日本人所思了不到的。日本侵略者為了軟化中國百姓排日,抗日情緒,開始使用懷柔政策來消除“血色軍票”帶來的惡劣影響,便在1939年印製了新版的印有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龍,88(HT按:實際字形不明,估計是‘鳳’)圖案的軍票來華,“軍用手票”的紅色大字也被黑色小字所取代。新版軍票有十圓,五圓,一圓幣外,又增加五十錢,十錢,五錢,一錢等四種小額紙幣。

這些丁號日本軍票與之前的軍票及日本紙幣完全不同,屬全新設計,主體圖案為蟠龍和日本長尾雞,只是形態,顏色和構圖上有分別。正面不再印上大大的紅色‘軍用手票’四字,取而代之的是‘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共十一個小字,和大藏大臣的印章;背面的相關字眼亦非以紅色油墨印上。以下的分別是十錢和十圓丁號軍票: 

十圓和十錢皆以蟠龍作圖案,當然形像相異。
就在這些軍票發行的前前後後,大概1938年秋天至1939年夏天的時間,華中與華南等地方相繼淪陷,也標誌中日雙方入了互相爭持的長期戰鬥之中。日方決定推出‘軍票一元化’政策,讓軍票由原本的臨時地位,變為在佔領區內的唯一貨幣,強行取代原先流通的日銀券和中國法幣,於是新的戊號軍票開始發行。戊號和丁號軍票的顏色和構圖一樣,分別只在於戊號軍票的正面只印有’大日本帝國政府’七個字而略去看來有臨時意味的’軍用手票’四字,和印有版別數目和獨立識別號碼,使之看來更像長期流通的鈔票模樣,淡化日本的侵略者形像,和提高軍票的認受性,從而掠奪更多外匯和資源,並與當時中國流通的法幣競爭,以圖摧毀中國的經濟。
有一個說法,是日本當局為防有人從中賺取華中與華南二地的軍票差價,於是從華中收回乙號和丙號軍票, 將之投於在華南地方,又規定華中只用新的丁和戊號軍票。但從一些圖片來看, 乙號至戊號四款軍票皆有流通,不知華中等地亦是否如此?這尚需時間研究和名路英雄的賜教賜教了。

另外,戊號軍票還增加了二厘五毛和百圓兩個面額,前者為特低面額但在香港沒有發現實物,而後者就只有二百萬的低發行量而數量不多。

香港淪陷之後 

日軍在香港鬧市舉行入城式的照片,最能代表'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香港市民隨即發現日本皇軍有多恐怖。
看過日本在中國戰場發行的軍票款式與變化之後,就是時候看看這些軍票在香港淪陷後的情況。香港市民本來就對這些‘日本仔’或者‘蘿蔔頭’的紙條沒有興趣,繼續以港幣交易。而日本佔領軍就礙於軍票不足,也就繼續容許使用十元或以下的港幣,五十和一百元就禁止流通。同時日軍為了掠奪更多的港幣並使軍票通行無阻,就勒令香港人只能以日本軍票繳付稅款等等的公費,換算為一圓軍票兌二元港幣,根本就是敲詐。到了1942年七月二十四日,日軍更把換算推高到一圓軍票兌四元港幣,香港人的財產就此貶值了一半。後來更在1943年六月一日嚴厲禁止日本軍票以外的港幣流通,殺氣騰騰地宣布‘拒絕軍票流通,偷藏港幣不兌換者將受嚴懲’,結果所有人都要前往指定地點兌換所持有的港幣。

隨後就常常有香港人因為私藏港幣而遭日軍殘殺(根據老一輩的口述歷史,基本上只要日本軍人看你不順眼,輕則左右開弓,飽以老拳,重則當街處決,或嚴型拷問,與電視電影情節無異)。而日軍,一方面在香港大肆搜刮外,也無意地把剩餘無幾的物資迫到黑市,另一方面把徵集回來的港幣,以及沒有儲備金的‘迫簽鈔票’拿到中立國葡萄牙的屬地澳門購買物資,來個以戰養戰,其實都是以香港人的血淚買單,故與其說是港幣下的冤魂,不如說是日本侵略者虧欠香港人的大筆血債吧。

到了1943至1944年,隨著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勝利,大勢已去的日軍難以從日本本土取得支援之餘,在香港以及佔領區中所能徵集的物資也越來越少,於是日軍當局就大量印行更多大額軍票,以期更盡更多地搜刮物資,來維護所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實際是日本對各地的侵略統治,當然通貨膨脹也就越來越厲害了。


日本當局最初把一些尚未發行的一百圓日銀券以加蓋的方式改作軍票之用,是為乙號百圓軍票。之後更直接把修改後的印鈔板送到各地,由各地的日本佔領軍自行印刷,即所謂的‘現地刷’,就地印刷的軍票。於是港日當局就在香港島的華人行大廈的地庫大量印行這種百圓軍票,但始終技術有限,故只能以平版印刷加上油墨品質參差,所以這種現地刷軍票就出現了不同的顏色版別,按分類皆為丙號,發行時間為1944年。正面只印有版別編號而沒有連續數碼。
左方為日本奈良縣的法隆寺夢殿,右方為聖德太子。
背面為法隆寺的的建築群,為聖德太子興建。聖德太子的面孔看起來有些恐怖,加上背面的簡陋印刷,使這張現地刷軍票看起來很像冥紙。
以上段落的短短數百字,可能解釋不了當年香港在日軍統治下的慘況,那麼就請看看小林英夫教授在<軍票的歷史和本質>一文中的數據就一清二楚了:

(日本軍票)如以1942年末的發行量為一百,1943年末便是二百,1944年末為一千五百,到了1945年八月增至九千六百。

又說:
…以1941年九月與1943年五月的物價作比較:砂糖漲價十九倍,食油漲十五倍,白米漲十倍,紙類漲十五倍。1944至45年物價的漲幅更超乎想像。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日本在包括香港以內的中國戰場發行了多少軍票呢?一份由日本銀行於1974年公佈的調查顯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總共發行三十四億圓軍票,單在香港就一地就發行了其中十九億圓,當中被日本和港英政府收回的軍票就只有七億而矣,尚有十二億圓由香港市民保留, 估計等如現在的五千億港元。但香港索償協會則表示,三千五百戶登記家庭就只持有軍票五億四千多萬圓。


軍票在戰後
英軍與國軍在和平紀念碑前升起國旗,慶賀香港重光。

1945年八月,美國以兩顆原子彈襲擊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走投無路的的日本只能接受無條件投降的現實。為防國民政府趁著日軍投降的機會佔領並收回香港,英國政府派遣夏愨海軍少將,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火速開赴香港,終於在八月三十日登陸香港島,香港重光。從此每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都是重光紀念日,是為三天的公眾假期,自支國接管香港以後遭取消。

臨時軍政府在九月一日成立,隨即禁止日本軍票在香港的流通,有解釋說是為了除去軍票帶來通貨膨脹的可能。軍政府解決貨幣短缺的權宜之計,就是在一些沒有來得及發行的汪偽政府的一千元中央儲備銀行鈔票,和一千元軍票上分別加蓋五元和一元的字樣,作為臨時港幣使用。但軍政府很快就以空運方式運來大量英鎊應急,加上重新發行港幣,結果只有極少數的加蓋鈔票流出市面,現在都是鳳毛麟角的珍藏了。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就在香港臨時軍政府禁止日本軍票流通後不久的九月六日,駐日盟軍宣布‘任何由日本政府或軍隊在所有佔據地所發的貨幣一律無效,禁止流通’。日本政府的財務部門大藏省亦在九月十六日確認和發出同一聲明,至此日本在各地區發行的軍票就成了一堆廢紙。可憐香港的普羅市民對這些消息全不知情,依然相信日本政府終有一天會兌回這些軍票,其中就有投機者因此以高價收買軍票,只是他們不知道日本政府會把軍票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大戰之後的國際關係風雲變色,西方世界分裂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且對抗起來。為防戰後的日本遭受共產陣營的控制,也為了把日本當成是亞洲的反共前線,美國決定重新建立日本的經濟和資本主義,於是在對日議和的草議中建議放棄對日賠償。以英國為首的英聯邦國家本來不買帳,除了主張以日本的黃金儲備作賠償外,還主張限制日本的經濟發展,但最終還是軟化下來,只著眼於日本的國外資產。

1951年各國與日本簽署的三藩市和約(正確名字為對日和約)中的第十四條雖然承認日本‘應賠償聯盟國…的一切損害與痛苦’,但‘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各簽署國家只能要求日本以勞役賠償並沒收日本的當地資產,當中仍有菲律賓和印尼等國家向日本個別交涉並得到賠償。

 作為簽署國家之一的英國就此放棄對日索賠的權力,結果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也就‘被代表’放棄了對日索償,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保留大量軍票的香港人對此又是不知不覺。英國和香港政府固然沒有通知香港人有關三藩市和約的簽署,既不會把沒收的日本資產發給曾經受日本統治影響的普羅香港人作為賠償,也不會代表香港人向日本交涉的。所謂的軍票問題和索償行動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出現。
香港索償協會於每一次集會都會展示軍票。
在香港最廣為人知的向日索償組織應為香港索償協會。除了一年多次的遊行向日本政府示威外,香港索償協會也曾經在1993年與日本的‘香港軍票補償促進會’共同控告日本政府。當然日本政府根本就無意賠償,東京地方法院在1999年的判決中就表示理解香港人在軍票問題上的遭遇,但仍然以‘日本沒有相關法律’為理由而拒絕賠償,然後又在2001年被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上訴。根據香港索償協會網頁的說法,當日本法庭在他們辦妥上訴終審法院的手續和支付有關款項後‘直至現在不解釋,不答覆,不開庭,不退款’,分明就是拖延和賴皮。

記得跟某個錢幣店東主在談到日本軍票時,就說過老一輩對日本的三一一地震非常高興。也許有人覺得這些不過是偏激的仇日言論而嫌惡之,但請想一想,不少人因為日軍統治而失去家財以至家人朋友,從此一無所有,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直至現在還懷恨在心,甚至抱恨而終;其子孫或者因為父母的命運受日本統治影響,因而左右自己的遭遇。要他們忘記對日本的深仇大恨,又是多麼的不切實際呢?


後記:
這篇文章已經是六年所寫的。應該2013年秋冬的時間,小弟在朋友家的電視看到一則新聞報導,大意是香港索償協會請願,希望支那國外交能協助他們向日本交涉有關軍票事宜。小弟當年只能長嘆,原因乃他們所託非人:連舊的殖民主子也不願處理的事,新的主子會處理好嗎?要是能索賠的話,他們早就替自己的國民處理了,但他們沒有嘛,要是索賠的話又豈能常常以受害人的姿態,向日本援助呢?當老毛也說要多謝日本皇軍,因為他們打殘國軍讓自己竊國的時候.又豈會替別人主持公道呢?

世事就是如此荒唐,看來對日索償的成功就如希臘朔日般遙遙無期了。

參見:
匯豐銀行'大棉胎'十元鈔票
戰前及戰時的香港緊急輔幣(請看留言)
匯豐大聖書與迫簽鈔票的故事
債券,金錢與戰爭